■韩兆琦 吕伯涛

《淮阴侯列传》是《史记》中历史价值高，文学色彩浓，而且又具有传记文学典型特征的长篇巨制之一。它使用了一种文学色彩很强的笔法，按照历史人物一生的几个阶段，有次序、重点突出地记载描述了韩信的生平事迹，从而使韩信这个人物的精神气质，聪明才干，历史功过，连同作者的浓厚感情，一起清晰地呈现于读者眼前。但由于这是一篇记载同时代史实的文字，作者在文章的某些地方不得不使用一些婉转含蓄的笔法，因而两千年来也造成了读者理解上的一些分歧。

韩信不同于曹参、樊哙这种攻城野战的猛士，也不单是孙膑、庞涓一流的军事家，他是有深谋远略，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之才的。为此，作者在《淮阴侯列传》中重点描写了登台拜将、井陉之战、潍水之战等几个细节。关于登台拜将，明代杨维桢说：“韩信登坛之日，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得，此三秦还定之谋卒定于韩信之手也。”王世贞说，“淮阴之初说高帝也，高密（邓禹）之初说光武也，武乡（诸葛亮）之初说昭烈也，若悬券而责之，又若合券焉。噫，可谓才也已矣”。关于井陉之战，明代茅坤说：“非为水上阵，不可以致赵人之空壁而逐利；非拔赵帜而立汉帜，则成安君失利而还壁，信与赵相持之势成，而其事未可知也。故信之此举，谋定而后动，诚入虎口一举而毙之矣。”（《史记钞》）像韩信这样的智谋韬略，像韩信用兵的这种神奇，不仅在汉代，就是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史上也少有其比。诚如宋代的陈亮所说：“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词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然哉！”（《史记钞》）司马迁没有亏负韩信这个历史人物，也正是靠司马迁这支如椽的大笔，从而使韩信那卓越的将才得以酣畅淋漓、活灵活现的表现。

对于上述韩信的军事天才，人们大体上都没有什么异议。至于作者对韩信被杀一案持的是什么态度，人们的理解就颇不相同了。有人根据作品的结尾部分写到了韩信与陈豨密谋，又写到了韩信想诈为诏书赦诸官徒奴以袭吕后太子，而作者自己最后在“太史公曰”中说：“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于是就认为作者是谴责韩信图谋叛乱。例如明代的陈霆说：“保初节易，保晚节难，观之淮阴可见矣。”（《史记评林》引）近些年来，更有些同志摘引上述材料以说明司马迁反对割据叛乱，拥护中央集权。说司马迁反对割据叛乱，拥护中央集权是对的，但引证这段史实不合适。对于韩信与陈豨密谋叛乱一事，前人有过不少辩证。明代归有光、冯班都认为这可能是吕后、萧何等人强加给韩信的罪名。但是，光凭这种情理分析还不足以说明司马迁的态度。我们还必须结合全篇全书来进行考察。

韩信是刘邦手下最有本事的人物，刘邦深知自己离开韩信是办不成大事的，但也正因为韩信的本事最大，所以他才成了最受刘邦猜疑、最被刘邦放心不下的人物。我们看刘邦一贯怎样对待韩信：当韩信虏魏豹、擒夏说、灭魏破代后，“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当韩信斩除陈余、收臧茶、平定赵燕后，刘邦乃“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当韩信杀龙且、虏田广，平定齐地后，刘邦又“征其兵击楚”。当韩信指挥全军大破项羽于垓下，战事刚刚结束，刘邦又“驰入齐王壁，夺其军。”（《高祖本纪》）。而且把韩信的封地也由齐换到了楚。宋代黄震说，“韩信虏魏、破代、平赵、下燕、定齐，南摧楚兵二十万，杀龙且，而楚逐灭。汉并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说信背汉，而信终不忍，自以功多，汉终不夺我齐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甚，今日破楚，明日夺齐王。信方为汉取天下，汉之心已未尝一日不在取信也。”（《黄氏日抄》）司马迁写这些绝不是漫无目的的，读者不应该粗心放过。

当韩信破赵定齐后，兵威大振，他占据着魏代、燕赵、齐鲁大片地区，其势力已摇摇直出于项羽、刘邦之上。这时，项羽派说客武涉来劝诱韩信背离刘邦，劝他“与楚联合，参分天下王之”。韩信不听，他说他忘不了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情，他发誓“虽死不易”。接着齐国的辩士蒯通劝说韩信“参分天下，鼎足而居”，他认为这样一来韩信就可以成为天下霸主。接着他又为韩信分析了他们君臣之间的矛盾，他引证范蠡、文种的先例指出了韩信日后的危险，凿凿确确，真是使人不得不感到触目惊心。但是，韩信始终不忘刘邦，他说：“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益乎！”武涉、蒯通的两段文字共达一千三百余言，占了整篇《淮阴侯列传》的四分之一，使不少读者都感到比例太失调了。班固写《汉书》时，就把蒯通这段长字提了出来另立了一个《蒯通传》。这样做当然也可以，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清代赵翼说：“全载蒯通语，正以见淮阴之心在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廿二史札记》）李景星说：“蒯通说信反汉语，信亡后对高祖语，皆足表见信之功大而不反。《史记》详载，确有深意，班氏乃节去另为《通传》，在彼为无谓，在此为有损，均不合也。”（《四史评议》）这些分析都是非常精确的。

韩信的被杀与萧何、张良，尤其是陈平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也很需要注意一下作者是怎样写这三个人的。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平齐后，派人来向刘邦请求为假齐王。刘邦发书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刘邦亦恍然醒悟，于是遣张良往立韩信为齐王。在这里，韩信的确是表现了他的私心，但是作为刘邦的谋士们应该这样说话吗？这样一来不是明显地更加深了刘邦对韩信的猜忌与敌视吗？至韩信为楚王，有人上书告韩信谋反时，这本是无中生有之事，作为刘邦的谋士，原应该协助刘邦处理好这种君臣间的猜疑。而陈平不然，他怂恿刘邦假说巡游云梦，乘韩信中途迎谒之机而袭捕了他。但由于实在难以服众，结果又“赦信罪，以为淮阴侯”。日人中井积德说：“反逆者，三族之罪也，岂可赦哉？赦信，以见其无罪也。”（《史记会注考证》）吕氏最后杀韩信，萧何是亲自参与了谋划，并把韩信骗入罗网的。张良为了远身避祸，这时正高唱什么“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这些人的品行难道不使人感到寒心吗？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最后说：“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奉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有大才有大功的人没有得到好下场，而庸碌之辈却名扬天下，福泽久长，这是歌颂呢，还是嘲弄？在《曹相国世家》中说：“（参）攻城野战所以能功多如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曹参所以能立功，是因为当初跟上了信，韩信被杀了，于是这才显出了他。这难道是什么歌颂吗？清代吴汝纶说：“史公于高帝君臣，皆不当其一眄。”这样比较参照，就能更好地看清司马迁对韩信的感情态度了。

作者写韩信被杀时的情景，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当韩信被萧何骗入长乐宫，陷入吕后的埋伏时，韩信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临死才悔不当初，说明当初的确是没有想反。《红楼梦》中晴雯临死前对宝玉说：“我虽生得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大某山民评点这段话说：“雪芹先生不欲以暧昧之事踏闺房，故于黛玉临终时标出‘身子干净’四字，使人默喻其意。前晴雯将死，亦云‘悔不当初’，皆作者极力周旋处。”殆至刘邦从平定陈豨的军前回来时，韩信已死，刘邦这时的心情是“且喜且怜之”。“喜”什么呢？长期以来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搬掉了。“怜”什么呢？这样的大才，以这样的罪名被杀，实在也太说不过去了。清代梁玉绳分析刘邦这种心理说：“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一夕，胎祸于蹑足附耳，露疑于夺符袭军，故擒缚不已，族诛始快。从豨军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亦谅其无辜受戮为可怜也。”（《史记志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