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静

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形态，“公共艺术”是当代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既不是某个风格流派，也不是材料和形式的美学，而是从现代社会一系列文化因素和社会需求中萌生的艺术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是一种现代文化政策、文化态度的艺术呈现。“公共”一词的界定，说明它不仅仅是艺术本身，更是一种开放的公共交流平台，重视艺术交流的公共性、社会性与互动性，拥有丰富而深广的精神文化内涵。公共艺术一方面将人与艺术连接起来，试图通过艺术阐释人、发现人、与人沟通；另一方面又将艺术与社会连接起来，在折射具体地域文明的同时，也展示灿烂的世界文明。地域性与世界性，是优秀公共艺术理应具备的双重属性。

正所谓艺术源自生活，公共艺术的创作和发展同样植根于地域文化土壤之中。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各有特色，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而公共艺术就是脱胎于各地人民独特生命体验的一种文化符号，具有鲜明而深刻的地域文化烙印。不像博物馆、美术馆里被玻璃隔离开、处于封闭空间中的艺术品，公共艺术一般被置于开放的空间中，完全向公众开放，那种隔着一层面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崇高感不复存在，艺术品不再是无法触碰的模糊概念，而是作为一件实物与观众面对面交流，作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接受人们的审视。艺术品以这样的方式介入人们的公共空间，或者说将周围的环境也纳入了艺术展示的场所之中。因此，公共艺术必须与所处的地域空间保有一定的关联性，才能营造出理想中的艺术场域，增强艺术感染力。与四周环境毫不相干或是充满矛盾的公共艺术定会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进而影响观众与艺术品的交流互动，不能达到服务于公众的最终目的。常见于城市公园绿地上千篇一律的汉白玉雕塑，与周围的环境往往格格不入，既与真实的地域历史文化无关，又毫无时代创造力和艺术家个人特质可言。

对于中国而言，“地域性”的缺失远远不仅是几件公共艺术作品的小问题，更多体现在对公共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城区整体设计规划这种大问题上。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致使城市扩建中原建筑大量消失。当这些承载着旧时记忆、保留着老城文化的建筑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大同小异、呆板无趣而毫无特色的城市景观，相当于彻底抹去了老城历史文化。在人们急迫地“去旧迎新”及以“新”为美、为好的做法下，造成了无数人的深切情感和精神家园的流失。留一两处老楼，或是重新仿造几处“古迹”作为赚钱景点——所谓的“补救”非但没有挽回原本的地域特性，反而更提醒着人们已经造成的破坏。城市建设完毕后再考虑布置艺术品进行“美化”，这样设置的公共艺术品不仅缺乏地域特征，往往也无法达到与观者交流的效果。

与地域性相对应的世界性，同样是当代公共艺术的基本属性。如今国家和地域之间原本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频率不断碰撞、交流、整合和革新。在“地球村”中，完全保持独立的地域文化几乎不可能。艺术正和其他领域一样，通过互联网、印刷品及各种通信设备进行沟通和交流，直接影响艺术家的创作方式和个人风格。来自不同地区的艺术家们可以在交流中各取所长，学习更先进的艺术观念和更专业化、制度化的艺术组织管理方法，从而推动地域性的公共艺术向世界舞台迈进；思想的碰撞交流还可以激发灵感与创新的火花，为公共艺术创作注入新的时代风气。这就进一步铲除了影响艺术发展的文化和制度壁垒，有利于打造全世界共享的、平等的、开放性的艺术展示和交流平台。

公共艺术的世界性倾向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或完全抹消本身的地域特征。究其本质来看，二者都只是艺术表达形式的两个不同侧面罢了。世界性和地域性并不是“二选一”的抉择，而应当共同保留、平衡发展，甚至还可以相互促进：世界性可以让人进一步认识并珍惜地域性的独特之处，地域性则作为公共艺术的“源头”和“基石”为世界性提供了支撑。在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中，公共艺术创作早已从相对狭窄的地域范围内跃出，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艺术行为。这种新增的世界性不会对公共艺术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造成影响。毕竟除了地域差异之外，艺术家个人的特性和创新能力将永远是个性化的、难以界定的；只要有充满热情的艺术家们，公共艺术领域将永远欣欣向荣。我们真正要关心的不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最终都是为实现公共艺术的最高目标而服务——即对当今时代人自身生存状况的思考与感悟、对人终极生存意义和生存理念的诉求，从而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这才是公共艺术的精神内核，同时也是一切艺术力图阐释和传达的主题。中华民族艺术在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汲取和融入其他各民族的精华，一定能在复兴大业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