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素不喜好玩手机，外面的事知道得就很少，很迟。前两天，无意中听说远居太原的老报人党渌、王震华已相继去世，心头不由一震：这是真的吗？经多方打探证实后，一连几个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子夜已过，独坐灯前怔怔发呆，眼前尽是恩师往日的音容笑貌……

党渌和王震华是引导我步入新闻行业，且成为我终生事业的启蒙者、培养人，称其为恩师，并非礼仪上的虚誉，而是我的切身感受。他们对我真的有再造之恩。

1975年孟春，我有幸进入运城报社，被分配到政治组，组长就是党渌。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且业务精湛，事业心强，大家都称他“老党”。

老党是全省知名的“老新闻”，最早在《山西青年报》担任编辑组长、编委及总编室主任，“文革”中被下放到运城县北相镇南任留大队插队落户。1971年，《运城地区报》初创，他即参与了报纸的编辑工作，历任编辑组长、副总编辑、党组书记兼总编辑。

老党开创了运城报最早的辉煌时期，期发行量一度飙升至14万份，在全省地市报中绝无仅有，遥遥领先。在他的擘画、掌控下，运城报质量全面提升，具有影响力的典型报道层出不穷。称他为运城报里程碑式的领导，实至名归。

在我的心目中，老党不仅是位光明磊落、心底无私，调度有方、指挥得当的领导，更是率先垂范、手不停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长者。他曾带领我和盖素云、段晖，在垣曲县栾家沟住了十多天，采写了数千字的长篇通讯。这对当时只有四开版面，仅出周二刊的运城报而言，绝对算得上超大的体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老党带我深入芮城县大禹渡引黄工程建设工地，采访了上百个人物，写下了7000余字的工程建设报告《黄河奔腾急》。标题开始定为《黄河奔腾》，他觉得意犹未尽，征求我的意见。我随口说：“能不能在后边再加个‘急’字，更有气势？”他竟像小孩般连连拍手说：“加上这个字好，有画龙点睛的味道。”面对他的称许，我反倒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老党对这篇通讯报道甚为满意，后来出版他的《人物通讯报告选集》，特意选定此为书名，并请李立功同志亲笔题写。在文章的后面，还加括号注明：“与赵战生、刘觉生合写。”对此，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愧不敢当。当时，我只是个尚未入门的小青年，充其量只是跟随老党学习采访的，称之“合作”，对我而言，真是莫大的抬高与奖赏。

1979年秋，省上突然下发文件，通知各地区报一律停刊。作为当时的运城报副总编辑，老党扼腕叹息不已。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感觉这绝不会是长久之策，地区级党报肯定还会复刊的。为了不使编采骨干四散流失，他再三告诫大家，最好不要脱离宣传系统，以便以后调动方便。

我当时尚未转正，是特批的“补贴制”干部。老党本想把我留在运城的一家企业搞宣传，后因家庭困难等原因，我还是回到了芮城。

仅仅几个月后，在地委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老党的奔走努力下，《运城地区报》复刊了。为了把我调回报社，老党专门到芮城亲自协调，真的是不遗余力，煞费苦心。每每念及于此，我都难以言表，感恩不尽。

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文艺团体及电影明星，纷纷奔赴各地演出，促进了各地文化繁荣。但有少数团队和明星个人，心中没有观众，眼里只有金钱，形成了一股不正之风。为了严肃演出纪律，相关部门明文规定，严禁演员“走穴”敛财。

那时，有家高级别的文艺团队来运城演出，有电影明星混搭“走穴”的情况。由于演出质量不高，票价又贵，观众意见纷纷，很不满意。当时，我作为运城报文化部的记者，报道了此事，不料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报社总编辑，老党自然压力山大。

我怕老党作难，便对他说：“要不，你就处分我吧。”他反而安慰我说：“处分个啥，你又没错。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还是再去采访一下，把这事说清楚了，自然会烟消雾散的。”就这样，我又到地区宾馆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作了进一步沟通，消除其疑虑，危机顺利得以化解。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时常在想，如果没有老党顶住压力给“扛着”，事情的结果就很难预料，说不定自己的新闻生涯，便会因此而终结。

未到报社前，我虽然也写过不少文字，诸如散文、小说、诗歌之类的习作，但与新闻稿件均不沾边。对新闻知识的了解，几乎是“一穷二白”。直到进入报社后，才分清了什么是消息、什么是通讯，并开始学习写作新闻评论。

继老党之后，政治组的组长是王震华。是他像老师、兄长一样，手把手教会了我组版、画版。那时，一切都很原始，所有编辑程序，都要靠手工操作，除了修改稿件，画版是当编辑的必修课目。那时报纸印刷还是“铅与火”的时代，工人用铅条加铅字排版，编辑画版不精确，就会给排版工人带来不小的麻烦。

老王是编辑部出了名的“老黄牛”。他不仅才华横溢，佳作频出，更是宅心仁厚、不求名利的谦谦君子。他为文严谨，出手快捷，而且画版十分精准。有排版工人感慨地说：“如果所有编辑都能像老王一样认真，我们就不用加班加点赶时间了。”

那年，老王奉命带我和高彩青，在绛县一个村庄住了十多天，白天深入农户、田间地头采访，夜晚坐在灯下归拢素材，梳理思路。有好几个晚上，我一觉醒来看表，都凌晨时分了，只见老王还抽着烟在写稿，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我见他实在太辛苦，便开玩笑说：“又没阎王爷催命，你急什么？要不，咱就再住两天。”他正色道：“咱当记者的就这个命。新闻要和时间赛跑，别人不催自己急啊！”从此，我记住了他的这句话，当天应该完成的稿件，绝不拖延到第二天。

老王于我亦师亦友，总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那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35元，妻子和三个女儿都在芮城老家，一个劳动日只值两毛多，一年到头，总欠生产队的口粮钱。为了节省路费，节假日我都很少回家。每逢这时，老王总拉着我到他家去吃饭。时间长了，我不好意思再蹭吃蹭喝，便找借口推托不去，谁知他又让儿子把烙饼、包子等，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她把家里瓶瓶罐罐装的绿豆、芝麻、红薯粉面都倒出来，让我带给老王，也算是一点小小的回报。其实在我心里，老王对我深厚的师友情谊，是无法用物质交换或弥补。

大约是在1983年，老王跟随老党去太原创办《山西工人报》。相距远了，见面少了，但我对两位恩师始终念念不忘。无论是我去太原，还是听说他们来到运城，我都会专意拜访，倾诉心声。

让我深为内疚的是，两位恩师遽然远去，我竟丝毫不得音讯，未能亲至灵前吊唁送别。且将这篇挂一漏万的回忆，虔诚奉与两位恩师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