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梅娃（1910-1986），夏县中留村人。

廖梅娃幼年丧父，15岁时嫁给大侯村的孙雨亭。婚后第二年，孙雨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时回到家乡宣传革命道理，并且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打土豪、惩污吏等活动。在丈夫的影响下，廖梅娃逐渐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从此，她总是热情接待来家里同丈夫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并为他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处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这时，孙雨亭被学校开除。他便回到家乡开展秘密活动。

只要家里开展秘密活动，廖梅娃就主动拿着针线在门口瞭望。为防止意外，她还在自家和邻居家共有的围墙上搭起一架木梯。如果敌人到家里搜捕，丈夫和其他同志就可以攀梯逃脱。

面对敌人的疯狂追捕，孙雨亭将活动地点转移到廖梅娃的娘家中留村和舅家石桥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雨亭担任中共夏县临时县委书记，廖梅娃也忙碌起来。她不仅把来家里的革命同志当作亲人，而且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这样的生活持续了7年多。经常出入孙雨亭家的阎子祥、特派员霍钟秀、李云等同志都称她是“有觉悟的家庭妇女，没有参加组织的革命同志。”

1938年初，日寇进犯晋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决定由山下转移到中条山腹地。廖梅娃及全家老幼不得不跟随丈夫弃家避难，走进山林。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廖梅娃靠着一双小脚，艰难地奔波在郝家岭、砖庙村、蔡家窑头一带的山山岭岭。

中条深山的冬季，冰封雪裹，寒风刺骨。廖梅娃一家的日子虽过得艰难，但依然将自己家的被子送给游击队。她看到有些穷人衣着单薄，便主动把为丈夫做的棉衣送给他们穿。战士们受了伤，她就主动去护理照料。此外，廖梅娃还走村串户发动妇女为游击队做军鞋、煮鸡蛋，踊跃支前。

1939年冬天，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疯狂围剿。中条山区的党组织和队伍决定向太岳根据地转移，奔赴抗战第一线，并且动员领导家属返回老家。

夜深人静，即将离别的廖梅娃和孙雨亭对坐在窑洞里的炕沿上，眼含热泪，思绪万千。临走时，孙雨亭握住廖梅娃的双手，深情地说：“家里的老人和四个孩子从此就托付给你了。”廖梅娃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丈夫说，但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一句：“你放心。你能不能把我14岁的弟弟廖保家带上，一起北上抗日……”

临行时，她的公公对两个儿子说：“你们兄弟俩要带着保家好好干，打不走日本人就不要回家。”就这样，廖梅娃怀抱刚满周岁的小儿子，拖着2岁的女儿，回到了被日寇焚烧过的老家大侯村。当时家里没吃没喝，全靠廖梅娃一人张罗。为了维持全家生计，她靠外出乞讨维持生活。等到开春时，她向亲友借种籽、犁耙、牲口，以耕种为生。

一天夜深，廖梅娃在家中纺线，突然传来儿子的惨叫声。她本能地放下手中的东西，跑到院中，见到一只饿狼叼着孩子正向院外走。看着孩子痛苦挣扎，廖梅娃鼓起勇气挡在饿狼面前。或许是为母则刚的豪气震慑了饿狼，饿狼与廖梅娃对视了一会，放下孩子跑了。

从此，廖梅娃便下定决心，宁可自己累死，也要保护孩子们的安全。除了下地干活外，她又设法借了一些棉花，起早贪黑纺线、织布。每织好一匹布，她就拿到庙前、大洋、埝掌、东张的集会上卖。饿了，就啃几口自带的干粮；渴了，便向店铺讨碗凉水。就这样，廖梅娃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在近乎废墟的院子里，重新盖起了房子，盼望着日夜思念、南征北战的丈夫胜利归来。

然而，敌人不会轻易放过抗日家庭。一天傍晚，廖梅娃和孩子们刚从地里劳动回家，日军和汉奸就将她的公公抓去，逼迫他叫两个在外抗日的儿子回家。这位正直的老人没有答应，敌人便对他严刑拷打、百般折磨。直到老人奄奄一息，敌军才放其回家。公公回家后，廖梅娃细心照料，四处求医买药为公公治病疗伤。

新中国成立后，廖梅娃总算过上了安稳日子。但由于早年过度劳累，1984年，廖梅娃由于脑血管硬化，卧病在床。在县城当工人的儿媳韩改正毅然辞掉工作，像廖梅娃当年照顾年迈多病的公婆一样，精心照料廖梅娃，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6年10月26日，77岁的廖梅娃离世。大侯村和周围村的300多名村民知道后，自发前来祭奠。县直有76个单位的负责人率班子成员前来吊唁。她的小叔子、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国务院纪检组组长孙岳，从北京发来唁电。

孙岳在唁电中深情地表示：“我嫂子一生坎坷，艰辛备尝，她对家庭、对父母、对子女的贡献比我们都大。她对抗日战争、对革命事业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在艰难环境中彰显了一个华夏女性的高风亮节……不管是新标准还是旧标准，也不管是城市标准还是农村标准，我嫂子都堪称楷模！”

孙雨亭也专程回到夏县，为这个家庭的有功之臣献上自己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