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桃枝，想起了我村“家戏”。

桃枝，姓王，居于西邻，近些年，跟随老伴住在运城，自老伴去世后，腿脚不方便了，就又回到了故土——小张坞村，她虽已85岁，但仍不失为当年的“家戏主角”，唱起蒲剧来仍字正腔圆、情浓韵美、声情并茂，让人听起来如痴如醉。

由桃枝想到了当年的团长王茂善。他爱打板，凭着他在村里当过干部和献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热情，在村里召集了几个老旦、小旦、老生、小生、花脸……又寻了几个打鼓的、敲锣的、拉胡胡的，组成了乐器班子，成立起一个“业余剧团”来。

排戏，是剧团的第一要务，一般选在每年的农闲季节，特别是十冬腊月，别人在家里围着火炉谈天论地或缝补衣服，他们却在关王庙里点起一堆棉花柴记词排戏。排的多是传统老剧，如《抢板》《杀庙》《探监》《藏舟》《三上轿》《白蛇传》《火焰驹》《骂殿》《九件衣》《五件衣》；也有现代新戏，如《兄妹开荒》《小女婿》《母女俩》《小二黑结婚》《梁秋燕》《一颗红心》。

特别是《九件衣》，很受群众欢迎。由于剧情跌宕起伏，加之演员演出十分卖力，观众非常喜欢。解虞县二区领导观看后，又在二区驻地南庙村调演了几次，这便轰动了全县。一次，远在解州一带的社东、董家庄等村群众听说我村要唱《九件衣》，马上就套了几辆大车，拉来几十个人……

《九件衣》表演时场场爆满，而且每场结束时，观众都会给台上送两根红绸，让给主角王桃枝和王喜玲披上。

《一颗红心》是现代眉户剧，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产队模范饲养员许老三瞒着老伴，趁夜从家中拿来一袋谷子碾米熬汤，饲养病牛，恰被潘发家遇见，误以为许老三偷了饲料并向队长田明告状。田明误信谗言，撤了许老三，让潘发家代管牲口。夜色更深时，许老三送来米汤喂牛，却发现潘发家偷了自己拿来的谷子，便毫不留情地与其进行了斗争。剧中许老三是公而忘私的代表，潘发家是自私自利的典型。该剧歌颂了许老三热爱集体、一心为公的可贵品格，讽刺和鞭挞了潘发家自私自利、损公肥私的丑恶行径。

经过一个半月的刻苦排练，该剧大年初二晚上终于成功演出。说来也怪，自从《一颗红心》演出后，村里热爱集体的人多了，损公肥私的事少了……这大概就是戏曲潜移默化的作用吧。

演戏，也需要戏装和道具，但我村没有。王茂善就召集演员开会讨论。有人说“自己做”，有人说“找保娃”，有人说“自己家里有就到家里拿”……保娃，就是雷天保，我村土门巷人，在地区蒲剧团专门为阎逢春和王秀兰打板。村里派人与他联系，他又与蒲剧团领导联系，团里决定赠送给我村一批“戏衣”。

村里又购买租赁了一部分，如衣、帽、鞋等；演员又自制了一部分，如马鞭、大刀等。

地区蒲剧团赠“戏衣”的事，轰动了全村，群众就像赶集市一样，赶到药王庙里看热闹。谁知，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一些心灵手巧的妇女竟暗地里掀起了一股“自己做戏衣”的热潮。当时的王吉海（裁缝）、张百恋、树春妈、成夫妈、稳弟妈、满合妈、爱香妈、新朝妈、根丑妈、引串妈等都参与了这次群众运动。她们自掏腰包解决用料问题，也有人自愿捐布料、捐现款。经过群众创新创造，道具增多了，戏衣也有模有样了，演员的劲头也就更大了。

不擅长做针线活的，也不甘示弱，就从各家各户收集来不少好吃的，如麻花、枣糕、核桃、柿饼、红枣等送到演员排戏现场，说是“供演员们熬夜时打牙祭的。”这情形感动了许多小演员，他们说：“就是没有这些好吃的，我们也要给乡亲父老奉献出一场精彩剧目来！”

演出的成功，是戏班子最欣慰的事。他们年年如此，冬天排戏，正月唱戏，不承想真的在方圆几十里有了名气，有不少村干部带着礼物上门请我村的戏班子到他们村里演出。演员们觉得“光彩”，“戏母”们（从张嵩村请来的）觉得“风光无限”，村干部却有些“纳闷”，我村戏班子真的就这么受人欢迎？如今看来，它与专业剧团肯定不在一个档次。不过，也真的反映了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后来，笔者参加了县上宣教工作，历任农村公社党委书记、宣传部副部长，便利用工作之便，到处组织文艺演出队和业余剧团，有意识地仿照外地做法，将“家戏”发展成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宣传队，也整理和推广过不少这方面的经验，如《坚持十年如一日的席张村业余剧团》《小曲村文艺演唱队自编自演演自己》《刘村庄村宣传队结合党的中心工作排演节目》等，有的还刊登在《光明日报》《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上，使“家戏”在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上发挥了不小的宣传、教育和鼓动作用。

眨眼间，就到了改革开放，大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日新月异。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有线电视等一下子跻身于农民家中。人们坐在电视机旁，就会收看到更多、更高水平的戏曲节目。村民们先是好奇、兴奋、满足，最后感叹：“电视的戏曲节目好是好，就是缺少点亲临其境的乡土味道！”

现在，各村都很少演家戏了，但每每想起家戏来，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对家戏，我们情有独钟，现仍时常怀念我村唱家戏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