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历史的血脉。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儒学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运城古称“河东”，因“盐运之城”得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蚩尤、尧、舜、禹都相继活动在河东大地上。在中国历史上，河东地区一直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河东儒学文化作为中华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在历史长河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辉。

文化和地域密不可分。河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千百年来圣贤大儒层出不穷，所形成的河东学派、河汾学派，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独具特色和影响力。从子夏西河设教、荀子稷下学宫、关公践行儒学、王通三教合一到薛瑄理学之冠等，可以概括为“一卜一荀一关公，一王一柳一司马，一薛一李冠古今”，河东先贤一代代在总结、阐述、践行、传承、弘扬着华夏精神内核，传播着华夏文明，构成了辉煌灿烂的河东文脉。

1.“四海之内皆兄弟”——河东儒学的奠基人卜子夏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卜子夏（公元前507年—前420年），春秋末年晋国人（今运城河津人），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贤之一、河汾学派的奠基人，十五岁师从孔子，周游列国，后助孔子完成《六经》编著。孔子去逝后，守孝三年之后到魏国西河（现运城河津市）讲学，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思想，帮助魏文侯率先称雄，被尊为国师，他在此生活长达55年，后葬于河津东新村村南，宋大中祥符二年被封为“河东公”，留有众多碑刻、书院、卜子夏墓、卜子夏祠堂等文物古迹和历史故事。卜子夏培养了一大批儒学之士，使儒学文化在河东大地扎根发芽，并不断开花结果，被誉为“一代宗师”。

2.“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河东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战国末年赵国人（今运城新绛人），先秦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有“先秦最后一位大儒”之誉。他曾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两度出任楚兰陵令，晚年在兰陵县著书立说，收徒授业，创立先秦时期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一书中。他整理传承了《诗经》《尚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典籍，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正统思想和理论，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儒学的传承与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后圣”。

3.“玉可碎不可改其质，竹可焚不可毁其节”——河东儒学的践履者关公

“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三国演义》）

关羽（160年—221年），东汉末年河东郡解县人（今运城盐湖人），在河北涿郡随从刘备起兵，征战多年，以忠义见称，后镇守荆州，败走麦城，被吴国俘杀。关羽去世后，民间对关公的崇奉更是到了极致，跨越千年，历久不衰，曾经村村建有关庙，历朝历代多有褒封，后列入国家祀典。关羽虽未留下宏言阔论，但他喜读《春秋经》，出色实践儒家学说，与孔子并称为“文武二圣”，成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常青藤，上下共仰，中外同奉，成为世人尊崇的道德偶像。运城作为关公故里，是关公信仰的发源地和集散地，关公的忠义仁勇诚信精神就是运城这座城市的人文精神之一。关羽有“关夫子”“关圣人”之称。

4.“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儒学河汾学派创始人王通

子曰：“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文中子中说·魏相篇》）

王通（584年—617年），隋朝末年河东郡龙门人（今运城万荣人），“年十五为人师”，崇尚儒学思想，挺立儒家王道理想，倡导“仁政”，讲学著书，编续六经，注重经世致用，从教者多达千余人，其门人、同道迭处卿相要位，如房玄龄、魏征、李靖、杜如晦等，大唐王朝“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他主张儒、道、佛三教合一，以儒学为主体，兼容佛、道二教，取其长以改造发展儒学，开创了“河汾之学”，在“三字经”中，与老、庄、荀、扬并称为“五子”。有“王孔子”“河汾道统”之美誉。

5.“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河东儒学的开创者柳宗元

“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亦至。此其凡也。”（《柳宗元·谤誉》）

柳宗元（773年—819年），唐朝河东郡解县人，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大唐文儒，倡导“文以明道”，在文学与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与韩愈并称“韩柳”。“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主张兼综百家，佐世致用，援佛入儒，表现出不主宗一家、融会贯通、兼容并蓄的大家风范，开创了儒学开放兼容的优秀学术品格，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

6.“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河东儒学发展的推动者司马光

“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德大于才便是君子，才大于德便是小人。”（《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北宋陕州夏县人（今运城夏县人），著名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因祖籍涑水之乡，又称“涑水先生”。与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被朱熹称作“道学六先生”。他强调自我修养，提倡政治实践，主张开放包容，提出人性“善恶兼有”说、儒家道统论，推崇荀卿、杨雄，讲究“中和之道”，主张学以致用，提出以礼治国、以人为要、以民为本原则，对理学有开创发展之功，推动了政治儒学的发展，其所主编的《资治通鉴》对中国古代政治影响巨大。

7.“唯诚可以破天下之伪，唯实可以破天下之虚。”——儒学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瑄

“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唯诚可以破天下之伪，唯实可以破天下之虚。诚不能动人，当责诸己，己不能感人，皆诚之未至。”（《薛文清公全集》）

薛瑄（1389年—1464年），明朝河东河津平原村人（今运城万荣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讲求重民、爱民，“以爱人为本”，为官清廉刚正，光明俊伟，被誉为理学明臣；著述丰富，有《文集》《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等；改造发展理学，强调“学贵践履”，有“实践之儒”之称；改造朱熹理学，创建河东学派，长期聚徒讲学，其门生发展遍及四方，推动实学兴起，成为影响巨大的显学，获得广泛的崇奉和追随，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被誉为“薛夫子”。

8.“弟子规，圣人训。”——河东儒学的推广者李毓秀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弟子规·总叙》）

李毓秀（1647年—1729年），河东绛州人（今运城新绛人），清初学者、教育家，《弟子规》的作者。青年时，科举不中后，在本县教书育人、治学报国。他精研《大学》《中庸》，创办敦复斋讲学，来听课的人很多，门外满是脚印。当地官员曾多次向他请教，十分佩服他的才学，他的作品《弟子规》把儒家哲学规范化、具体化、日常化，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文风朴实，说理透彻，可谓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成为清代以降通用的儿童启蒙读物，在我国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被人尊称为“李夫子”。

河东儒学文化已成为中华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儒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河东儒学的演进过程，浩繁复杂，牵涉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方面面，以卜子夏、荀况、关羽、王通、柳宗元、司马光、薛瑄、李毓秀八位重要河东儒学人物作为杰出代表，在河东儒学发展中起到穿针引线作用，使人更容易触摸到河东文化底蕴，更直观清晰地了解河东儒学在哲学、文化、教育、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建树和精华，更形象生动地理解河东儒学文化发展脉络。

运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先贤大儒朗若群星，闪耀古今，不胜枚举。厚重的河东儒学文化源远流长，需要精心守护，需要深入挖掘研究，更需要赓续传承，弘扬发展。

就学术本身来说，由于在历史发展中，河东地区作为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故河东儒学思想是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既坚持自成一脉又兼收并蓄、开放反思、日新月异，学术追求能适应时代变化，顺应时代潮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东儒学或河汾儒学，影响着世代河东人的思维，彰显出河东地域的显著特质。

就时间跨度来说，河东儒学先贤大儒卜子夏就与2500年前的孔子处于同一时代，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和价值观与孔子提出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既坚守主要核心又坚持古为今用，并不断丰富完善。

就空间维度来说，河东儒学在思想主张、治学精神上呈现出比其他地域更强的包容性、开放性，王通提出的三教合一，既展现中西结合的格局胸怀，又具有长远眼光，坚持洋为中用。

就个人修养来说，河东儒学坚持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忠君爱国、积极有为，把传统儒学文化融于工作生活中，使人有行动、有目标、有愿景，在提升自我修养的同时影响别人，促进共同成长。

就精神内核来说，河东儒学具有崇尚王道、倡导仁政、兼容并蓄、经世致用、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等特点，充分展示了河东儒学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不断感染着、教育着、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

独具特色的河东儒学是中华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传承发展优秀的河东儒学文化，是研究探索河东文化的重要课题。河东儒学在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河汾儒学独树一帜，其价值体系影响着世代河东人的思维，从河东历史名人、河东儒学的时代价值、弘扬河东儒学的现实意义、发展河东儒学的实践等多个维度挖掘河东儒学的思想精髓，展现其精神内涵，才能更好地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彰显河东儒学贯穿古今的当代价值。

（作者系运城市儒学文化促进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