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7日
本报记者 牛嘉荣
一千多年以前,丝绸之路上满是叮叮当当的驼铃,来自黄河拐弯处山西运城的商人,是否也沿着这条文化繁盛的道路,抵达青海,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明朝时,来自运城盐运世家的刘敏宽,背起行囊,告别家乡,来到青海,守卫着这里,并一同带去了文化、习俗、技术,在边关修志、筑城、冶铁。
后来,边陲之地人口逐渐增多,朝代也有更迭,及至清朝,山陕会馆应运而生了。自此,会馆成为当地商人聚会的地方,戏台、驿站、关爷殿,除经济之外,山陕会馆也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政治交流中心。
◆从古建出发追寻的文化印记
关于山陕会馆,青海文化学者、地方史专家靳育德指出,青海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基本是从山陕会馆开始的,并由此促进了山西与青海两地更为密切的交流。山陕会馆是当年在青经商的山西、陕西商人共同集资筹建的。“晋人善贾”,史有记载,当时在西宁经商且有名气者,不下五十家,故有“客娃满半城”之说。他们远离故土,在外经商,为了加强彼此联系,互相关照,增进乡谊,交流商情,协调商务纠纷,融洽与官府的关系,设立一个共同议事的场所是十分必要的。靳育德说,山陕会馆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殿宇华丽、结构精巧,足见山陕商人的财力和人气,还开创了西宁演京剧和电影之始。
山西与青海渊源之深,不仅于此。靳育德还提到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峰镇,五百年前就以建有炼铁厂成为河湟地区的工业重地,在此兴建炼铁厂的官员,是从山西运城走出的刘敏宽。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曾于此修建铁厂。五峰,以一段传奇般的历史,在青海的工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刘敏宽炼铁,就地取材,不仅节省了运费,减轻了朝廷财政负担,减少了老百姓的差役之苦,同时又及时供给军备需要,因而备受时人赞扬。正是这建于偏僻之地的铁厂,成为刘敏宽四十载仕途生涯中值得后人纪念的功劳政绩。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评论家刘晓林将山陕会馆与五峰镇留存下来的文化记忆归结到文物古迹的角度上。他认为如果站在文化非遗的角度,或许可以探寻到山西与青海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比如说,会馆里戏台上演的戏曲,来自于何处,又对青海日后的戏曲文化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再比如说,当地久负盛名的包括天佑德青稞酒在内的威远镇青稞酒,其酿造工艺是否与山西汾酒有相通相连之处?
要知道,从历史角度来说,青海互助县青稞酒历史悠久,其蒸馏酒发展历史,从元代开始,距今已700多年。明朝末年(约为1600—1644年间)有当地做生意的山西客商聘请汾阳张姓大工前来青海酿酒。张大工千里迢迢从山西杏花村来到了互助威远镇,将杏花村白酒酿造工艺与当地酿酒工艺相结合,还带来了先进的制曲配方、制曲技术,仍用古井之水酿酒,酿造出了著名的“威远烧酒”。据《互助县志》记载,1818年,天佑德酒作坊已有较大规模,青稞酒年产量5500斤。
从酿造工艺上看,青稞酒酒曲也加入了30%的豌豆。推测可能是明末张姓大工带来的汾阳酿酒技术,这也从侧面说明天佑德与汾酒有一定的技术渊源,但在更多细节上因地制宜有了改进,适应了当地的实际情况。
比如窖池没有使用地缸,而是独特的“香窖”,窖池四壁为打磨光滑的花岗岩,底部铺质地紧密坚实的松木板,在抑制杂菌生长的同时带来不一样的发酵风味;发酵原料和酒曲原料主体均为青稞,这也是比较少见的;酒曲为70%青稞加30%豌豆,将二者配料后采用中低温培养制得“槐瓤曲”,采用中高温培养制得“白霜满天星”,两种曲混合使用,所产生的香兰素和香兰素酸,赋予青稞酒区别于其他清香型白酒的独特清香味。
刘晓林直言,今日之青稞酒,俨然成为青海地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甚至作为文化基因渗透到青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长厚重的丝绸之路上,山西商人不仅为青海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资料,也将晋商文化蔓延到这片土地,他们,在影响着这片土地的同时,也被青海独有的山川大地所滋养着。
◆一个历史人物连接两地文化
刘敏宽,成为研究山西、青海两地文化交流不能忽视的重要历史人物。
今年7月,青海师范大学教授、民俗文化学者米海萍,青海省图书馆研究馆员霍福等专家学者来到山西运城,在刘敏宽的家乡寻找可查证的史料实证。返程后,专家们将在运城收获的史料与青海当地留存的资料反复比对,以丰富刘敏宽的生平史料,明确刘敏宽本人及其内含的河东文化对青海地区的影响。
在米海萍的研究中,她表示关注过刘敏宽在青海任职时的这段历史,但还未具体到该人物身上。刘敏宽与青海,呈现出两条脉络,一条是显性的,针对青海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基本确立,具体表现为刘敏宽军事上的才能与管理。另一条是隐性的,聚焦于刘敏宽本人所受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以及对《西宁卫志》的编修等。
被后人称为“湟中三捷”的战役,历史上评价颇高。《万历武功录》载:“西宁之捷,奇兵也,亦义兵也。”刘敏宽在这三次战役中发挥了战前部署、战时防御与警戒、战后善后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三次战役的成功,改变了明朝青海地区动荡的局面,基本确立了当地多民族格局的形成。
刘敏宽在湟水流域主管西宁军事、治安,修长城、建铁厂,为西北地区形成政治中心打下坚实的军事基础。同时,任职期间,刘敏宽大力推行儒家文化,一代接一代延续性的儒学教育,对青海形成了连续性的影响。米海萍解释,教育的作用不一定在当时就能体现出来,但是可以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晚明时期的青海处在多民族格局分布定型的时期,也是多民族认同国家意识的一个关键时期。刘敏宽在青海实行的政策,强化了青海地区一段时间内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并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各民族之间彼此的包容共享,所形成的各个文化圈,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典型区域性特征。刘敏宽为三晋冠冕,官者的楷模。刘敏宽的史料研究,不是单一的人物故事、历史事迹。
对于明代西北地区政治格局方面,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牛时兵在转述该院院长张科教授的研究文献时,也有提及。西宁卫是明洪武六年(1373年)由元代西宁州改名而来,下辖六个千户所,其中右所治碾伯(今海东市乐都区),其余左所、中左所、中所、前所及后所均治卫城,隶陕西行都司。关西七卫是指明朝在嘉峪关以西(今甘肃西北、青海北部及新疆东部)设立的7个羁縻卫所,先后有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七卫,又称“西北七卫”和“蒙古七卫”(七卫首领皆为蒙古贵族),后沙州卫内迁,在其故地又设罕东左卫。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归西宁卫管辖,沙州卫、赤斤蒙古卫、罕东左卫归肃州卫管辖。西宁卫和关西七卫的设立对巩固明代西北边防、保障西域和藏区使臣商旅往来、促进民族融合和团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595年,刘敏宽与龙膺修《西宁卫志》,这本地方志开创了青海地区现存编史修志的先河。花费一年的时间,刘敏宽完成了文臣之能到文武兼备的转变,这一年也是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年。在调往西宁之前,他仅仅是一个治理有方的地方官。而调任西宁后,他展现了突出的军事才能及出色的政务治理能力。之后,他的仕途之路与边疆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其后官至三边总督打下坚实的基础。
霍福在运城考察解州关帝祖庙时,震撼于庙内众多文化遗存以及其中蕴含着的“忠义仁勇”关公精神,萌生出刘敏宽是否与关公文化、解州关帝祖庙有些许关联的想法,要是能找到相关史料加以研究,对进一步丰富刘敏宽的形象具有特殊意义。
为此,他多番查证,将运城收集到的历史实证与青海当地的历史文化相结合。除山陕会馆中供奉的关公,青海出现了“家神关公”,在霍福的调研中,发现在山西并未出现此文化现象。因此,他论证青海的“家神关公”或与刘敏宽有着直接关系。或许,祖籍在运城的刘敏宽,深受关公文化的影响,将关公信奉为道德楷模,并将关公信仰这一标志性文化带到了青海,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完美化、理想化人物精神寄托的过程。刘敏宽阔别家乡,在青海任职时,仍心系家乡,也是他作为一个文人武官在文化心理上的一个寄托,显示出他极高的戍边安邦的家国情怀。
青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元代以前,该地区虽然已有汉、藏等民族的形成和繁衍,但多民族分布格局现状的真正形成是在元明清之际。回、土、撒拉、蒙古等多个民族在这一时期不断迁徙、融合、繁衍,进而逐步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元代,随着中国历史上空前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剧。明代,随着戍边军屯,汉族人口大规模迁入河湟地区。明中后期,东蒙古部落陆续进入青海湖地区游牧。明末清初,西蒙古东迁和整个清代中原汉族持续移入垦殖,使青海人口大幅增加。青海河湟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