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安史之乱”的唐朝，气韵大变，其诗坛也失去了之前的盛唐气象。诗歌的主题从描写理想境界转向反映社会现实，风格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逐渐增多的社会矛盾，将严峻冷酷的现实摆在诗人面前，使他们不得不倾向于冷峻深刻的观察与思考，同时，盛唐诗歌所达到的高度与气度，也对中唐诗人提出了挑战。陡然来临的社会巨变，逼得人们一边警醒，一边前行，中唐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进行了艰苦的创新与求变。在审美趣味上，他们不再主动外拓，而是趋向内敛，如韦应物；不再主张自然，而是走向锻炼，如刘禹锡；不再精神昂扬，而是怀抱低沉，如柳宗元；不再追求浓郁，而是选择高秀，如贾岛……将近六百位中唐诗人，用自己的主张和实践，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注入了多元化的题材和风格，其中，尤为醒目的，是有着“诗鬼”之称的李贺。

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省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他一生不得志，英年早逝，终年27岁。其诗歌在抒写不能实现理想抱负的内心苦闷之外，也有诸多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李贺的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杜、韩愈等多方面影响，经他自己熔铸、苦吟，形成非常独特的风格。他上访天河、游月宫，下论古今、探鬼魅，想象神奇瑰丽、旖旎绚烂，语言奇隽，凝练峭拔。

学界多认为李贺主要继承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因此他常被冠以“中唐浪漫主义诗人”之称。然而，我们也当看到，其诗歌对于前人的继承是较为全面、而非单一的。李贺有“呕心沥血”的故事流传于世，是一位读书精思、涉猎广泛，写作时能够“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钱钟书语）的诗人。李维桢在《昌谷诗解序》中说：“长吉务去陈言……是以只字片语，必新必奇，若古人所未经道，然实皆有据案，有原委。”这一点从李贺诗歌的意象选择上便能看出。无论是鸟兽虫鱼木等自然生态意象，还是龙凤鬼神仙等绮丽诡谲意象，都体现出他对《山海经》《诗经》《楚辞》和古代神话传说等的全面了解和广泛继承。

李贺诗歌中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凭空捏造。他之用典，有根有据，看似怪特，实则现实；看似无序，实则精心；看似得“骚”之真传，实则有“风”之底气。一首《李凭箜篌引》，从看不见的音乐声到可观可感的画面，从地名到数字，从人间到天上，字字落实，字字有出处。诸多的神话传说组合在一起，使全诗达到传神之境。恰如《唐宋诗举要》言：“通体皆从神理中曲曲摹绘，出神入幽，无一字落恒人蹊径。”

在继承的同时，李贺不拘泥于前人成就，其身世和气质，智慧和才华，使他的诗呈现叹为观止的“鬼才”和“鬼气”。黎二樵在《黄陶评本〈李长吉集〉》说：“细读长吉诗，下笔从无庸俗之病。”虽然诗中的意象是旧有的，但是意象群是全新的，从而构成的意境也是开阖跌宕的。代表作《秦王饮酒》，主题为“秦王”“饮酒”，却“无一语用秦国故事”。《天上谣》中，命运多舛的诗人在夜晚遥望星空时，不仅没有被现实的沉重和压抑所捆束，反而能够写出他人难以企及的开阔和创新。此诗将秦妃和王子乔放在一起，对他们在仙界的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天上的仙人，也会“垂珮璎”，会采桂，会出来一起游玩，还会俯身观望人间，感叹人间的“沧海桑田”。

“龙”之意象，在李贺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他一生诗作238首，含有“龙”的作品有68首。这些“龙”系列的意象，主要属于虚幻仙境的瑞兽，它们帮助李贺构筑神奇、怪异的仙境世界，如《昆仑使者》《沙路曲》《上云乐》等。诗人笔下的“龙”，寄托着昂扬不屈的反抗精神。《苦昼短》中“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若木、烛龙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神话传说，诗人加以改造，赋予新意，想象在天的东面有一株大树名叫若木，它的下面有一条衔烛而照的神龙，能把幽冥无日之国照亮。若把烛龙杀而食之，使昼夜不能更替，自然就可以为人们解除生死之忧了，又何必要“服黄金，吞白玉”呢？这种大胆的设想，其气魄可见一斑。《将进酒·琉璃钟》中“烹龙炮凤玉脂泣”一句，将神话传说中用来照明的“龙膏”“凤膏”等，想象为饕餮的佳肴，体现了不畏神权、君权的精神气质。

总之，李贺的诗歌，通过意象的选取和组合，大量而广泛地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文学元素。同时，这些意象又经过诗人的经营和锻炼，呈现独特的力量和精神，影响晚唐乃至宋代的诗人。他羸弱多病的躯体之下，隐藏着一颗强大伟岸的内心。这种矛盾又统一的精神风貌，恰是吻合了中唐时期的诗歌风格：在继承的前提下创新，在苦难的创伤中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