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行（1908—1948），原名丁行之，化名何鹏，夏县瑶峰镇南关村人，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西北军池峰城部，以文书、上校秘书等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48年10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丁行自7岁起就跟随教书的父亲学习四书五经，8岁时考入县立第一高小，毕业后考入嘉康杰创办的堆云洞平民中学。平民中学被阎锡山查封后，他转入夏县师范讲习所学习。1927年8月，经孙雨亭介绍，丁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和1928年1月，党组织先后两次发动农民进城围攻国民党县党部，遭到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运动组织者之一的丁行，受党组织指示潜入陕西，加入西北军。

他的上司池峰城行伍出身，作战勇敢，但缺少文化知识。丁行常常给池峰城讲书说文、谈论国内国际形势，提治军建议，并按共产党队伍要求拟定改造池部计划。时间久了，池峰城部队以军纪严明、勇敢善战而闻名。

池峰城十分赏识丁行的为人和才干。池峰城任团长时，任他为中尉书记；池峰城任旅长时，任他为上尉书记；池峰城任师长，任他为少校军法处主任；池峰城任军长，任他为上校秘书处长。

在丁行心中，在国民党军内升官只是障眼法，最终目的是要创造条件，伺机将部队拉出反革命阵营，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相继失守。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奉命坚守娘子关，在阻击日寇期间将敌七十七联队全部歼灭。日军疯狂反扑，战区内的其他国民党部队，尤其是阎锡山部队遇敌即退，致使二十六路军孤军作战，损失惨重……

正当这时，共产党部队贺龙率领八路军一二〇师，雄赳赳地挺进敌后，丁玲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高歌抗战，这令池峰城和三十一师全体官兵十分感慨。丁行借机鼓动池峰城：“咱们也搞一个服务团吧！”池峰城点头同意。

1937年11月，丁行奉池峰城的命令赴西安招收战地服务团成员。他在西安平津流亡同学会拜见了该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张之强。他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张之强听罢一愣，问道：“西安这么多团体，你为何单找我们？”他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是说：“这件事就拜托了！”张之强心想，这位国民党军官如果不是地下共产党员，就是在思想上倾向共产党，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

服务团的成员很快确定，这一行人于12月下旬抵达山西霍县三十一师驻地。就这样，三十一师正式成立战地服务团，由池峰城兼任团长，丁行兼任副团长。

征得池峰城同意后，丁行和张之强带领全体团员，到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参观学习。

1938年3月中旬，丁行率领战地服务团随三十一师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在台儿庄战役中，战地服务团高唱《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为战士们鼓劲。在服务团的鼓舞下，三十一师全体官兵光着膀子，手提大刀，奋勇作战。日寇的精锐矶谷师团在这场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为压制革命力量，1939年，蒋介石下令撤销战地服务团。丁行为了保存党在池部的革命力量，以子弟学校需要教师为由，征得池峰城同意，暗中将共产党员蒋牧良等4位同志留下。

池部在河南舞阳整训期间，丁行效仿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为三十一军制定了以“爱民保民爱国卫国”为内容的“十要”“十不要”官兵守则，将其发放给全军官兵，人手一册，随时诵读，认真执行，如有违犯，军法制裁。他还编了一首歌谣：“同甘苦共患难，我们都吃大锅饭。部队是家庭，携手向前干。我们要为民族奋斗，要为建国抗战……”话剧团的同志将其谱成曲子，吃饭前，部队官兵列队高唱，以增强官兵团结。丁行还建议池峰城给官兵家属分发“抗战光荣证”，并要求官兵家属所在地的政府照顾军烈属生活。

这些措施，使全军官兵士气大振，因而该部队继台儿庄战役后，在“襄樊战役”中又一次力挫强敌，取得赫赫战功。

1940年9月，国民党特务要到三十一军里搜查共产党员。此时，三十一军所辖的三个师中，已有两个师建立了党支部。丁行立刻找到张之强说：“孙总司令刚才来电话，他明天和特务一块来，亲自处理这件事。这是护照路费，你带着同志们赶快走。”张之强反问他：“你呢？是不是一起走？”他坚定地回答道：“不，我不能走。若我走了，过去的工作将付之东流。为了革命，就算不幸牺牲，我也会含笑九泉。”

第二天，孙总司令和特务来到三十一军，通过调查获得了一份“黑名单”，“黑名单”中果然有丁行的名字。经孙连仲和池峰城力保，他才幸免被捕。

1943年，国民党特务在湖北恩施又以有共产党嫌疑为名将丁行逮捕。囚禁半年后，经孙连仲和池峰城的营救，他才恢复自由。

由于孙连仲和池峰城的信赖，特务们很难加害于他，便企图暗杀。丁行将此事告诉了池峰城的随从参谋李皋禹。那天夜晚，李皋禹亲自带警卫班，把特务队队长抓获，在城墙根枪杀。事发后，池峰城觉得事态严重，无奈下将李皋禹关押。后来池峰城多方打点、营救，李皋禹得以获释。

1944年冬，丁行被调往重庆接受审查，经孙连仲和池峰城的设法营救，他被改送到团部受训。受训期刚满，他就被冯玉祥副委员长指名调动，特务机关只好暂时罢休。

1945年抗战胜利，丁行随孙连仲北上，担任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并兼任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作为中共中央军委情报小组成员，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向党组织提交敌人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还将蒋介石主持召开的涿州军事会议内容，及时送往我方。在他任军法处长阶段，曾保护十多名革命同志免受敌人残害。

1947年，在丁行和其他几位同志的耐心说服下，孙连仲终于表示愿与中共进行谈判。周恩来、叶剑英接电后，当即就此事向北平地下党员负责同志作了指示。不幸的是，党的秘密电台被特务侦破，加之电台负责人李政宣叛变，导致44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整个北方情报网几乎沦陷，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北平共谍案”。作为“北平共谍案”主犯之一的丁行也被抓捕。

丁行被捕后，先被关在北平的监牢里，后又被转押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他被捕时，上有70多岁老母，下有一女一子。

1948年10月19日早晨5时，他在狱中坐在行李卷上读英语，这时典狱长大喊他的名字。由于他读书太专心，居然没听见。当意识到人生的最后时刻即将到来，他镇静地放下手中的书，同难友握手告别。丁行、谢士炎、朱建国、石淳、赵良璋等5名烈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解放后，政府将烈士尸骨重新加棺，移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