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写过一篇题目是《〈西厢记〉中“大”读“堕”音考》的文章，刊于1991年《文献》杂志第三期，1992年收入《〈西厢记〉新论》一书。说起它的写作，还真有点偶然性。

1990年5月初，首届《西厢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永济普救寺举行。会议结束那天，报社几位同志从永济采访回来向我汇报情况。他们说，这次来了不少北京和外地学者，还有一些外国人。会议当天结束，次日开始参观。他们拿出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我看到上面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郭汉城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吴晓铃先生、山西大学姚奠中教授等。郭先生原来兼任《戏曲研究》杂志主编，我1983年写的关于“关汉卿祖籍河东”的文章，就发表在这家刊物上；姚先生是我们山大中文系的老师，虽从无交集，却曾几次向旁人问起过我。于是我决定去看望一下这些前辈。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去了永济，拜望了郭汉城先生，还见到了久怀仰慕的吴晓铃先生。姚先生则因提前离会没有见到。

到会上才知道，会议是由山西省文联主办的，主事的是寒声、贺新辉、范彪几位先生。寒声先生是著名戏剧家、原省文化厅副厅长，那天他陪客人外出参观，没有见到。贺新辉同志曾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山西电影厂厂长，1982年陪同谢添、赵子岳来运城拍摄电影《神行太保》时，我采访过他。范彪同志是省文联的老作家，1966年初，我在山大读书被省委借调出来到文联帮助工作时就知道他，也算是熟人了。不料一见到二位，他们就把我黏住了。他们说，昨天在会上讨论《西厢记》用的是不是河东方言时发生了争议，山大两位教授说，如果有你来参加会议就好了，你对这个问题有研究。（后来知道是姚先生和李正民教授。李提交大会的论文《〈董西厢〉作者籍贯探讨》，几处引用了拙著《河东方言语词辑考》中的词条）很抱歉没有邀请你来参会，是个损失。现在要搞一本论文集，希望你能给写一篇文章。内容不限，只要是与《西厢记》相关的，都可以。我本意是拒绝，直言自己对《西厢记》真没有什么研究，再者每天要出报纸，也没有时间去做。但他们二人好说歹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最后为了脱身，只好勉强答应。

不想老贺、老范较了真，回到太原后盯住不放，几次三番打来电话催稿。“你的文章已列入目录了，不能让我们开天窗啊！”没有办法，又拖过了两三个月，到了9月底，我看看实在推脱不掉了，只好硬着头皮寻找材料，利用国庆节放假时间应付交差。

此前不久我去南方参加过一个学习班，路过长沙时买了蒋星煜先生所著的《西厢记研究》。这本书是上海古籍社出版的。蒋先生是著名的“西”学专家，仅关于《西厢记》的考证就在大陆、台湾和日本出版了三四本书，在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人物。当初买这本书也是冲着蒋先生的大名来的，并非是真要下决心研究《西厢记》。现在奉命写文章，急来抱佛脚，只好向这本书学习，想从中受些启发。先是随便翻了一遍，后来再仔细读时发现了一个问题。蒋先生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批评戴不凡先生的。他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大”字读作“堕”是南方吴语的读音，《西厢记》中有此读音是由于它是在元杂剧中心南移杭州后才写成的，以此证明戴不凡“《西厢记》完成于金代”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也不同意“《西厢记》完成于金代”说。我认为蒋先生提出元代中后期北杂剧南下杭州后，势必会从音韵、曲律、题材各方面受到南戏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指出《西厢记》中“大”读作“堕”音也是对的，但是用后者来证明前者则是错误的。因为“大”读“堕”音在北方许多地方都存在，《西厢记》用的是中州音，不可能是元杂剧中心南移杭州后才出现的。因此蒋先生的观点有商榷的余地，且这个问题对界定《西厢记》创作年代有重要意义。

于是我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我的看法：一、元杂剧早期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作品中都有“大”读“堕”音的例子，很难说《西厢记》的读音是受了杭州南戏的影响；二、从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拟测的“大”字读音演变过程看，早在宋代开始“大”即有“堕”音一读；三、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言》资料更显示，在唐五代西北和北方都有“大”读作“堕”音的现象；四、被奉为北曲韵书之祖的《中原音韵》，源于宋初的《中州韵》，其中就有“大”读“堕”音。最后结论是，《西厢记》中“大”读“堕”音用的是北曲所固有的音，而不是借鉴南曲的“舶来品”；这一读音的形成当在宋元以前，以此来证明《西厢记》创作于元代中后期不能成立。经过几天紧张突击，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最终完稿了。

文章写成后，我打印了几份，试着给吕叔湘、吴晓铃、郭汉城、寒声诸位先生以及老贺、老范同志，分别寄了去。不久首先收到了吕叔湘先生的复信，称“《西厢记》‘大’读‘堕’言之成理。尊著是复制品，我也就不退还了，留作参考”（顺便插一句，我于1988年加入中国语言学会，吕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老前辈，也是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此前我曾因一个敦煌资料的问题写信向先生求教，得到过先生的指点）。接着，吴晓铃先生的信也来了，称“大作已转交《文献》杂志处理，他们可能很快与你联系的”。两个星期后，果然收到《文献》主编陈翔华先生的来信，称“大作写得很好”，拟将安排刊出，希不要再投他刊。此时，反应最强烈的是老贺和老范。老范从太原打来三次电话，说他们看了稿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文章”什么的；还说寒声先生看完拍案称赞，说这篇文章给咱山西争光了，等等。总之是各位前辈、专家都给了不少的鼓励。

到了1991年7月，《文献》杂志第三期刊出了这篇小文章，排在第四篇的位置。文章刊出后，我带着杂志去见景克宁教授，景先生看了十分高兴。由于《文献》是国家一级刊物，专业性较强，地方上很少能够看得到，先生当下决定在他主编的《运城高专学报》上再次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

这年9月，全国卫门书派学术研讨会在运城举行，我在会上见到了一直十分关怀我的姚奠中先生。过去在山大读书时没有听过姚先生的课，这是与先生第一次谋面。我带去了这篇小文，姚先生很高兴，问了我的情况，给了我不少鼓励。

在此前后，我与吴晓铃先生也通过两封信，除表示感谢外，也请他为我们报纸写些文章。后来《运城报》刊发了他的《有关〈西厢记〉四事》一文。文章主要讲《西厢记》在国外多语种译本的情形等，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1992年8月，寒声等主编的《〈西厢记〉新论》（论文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篇文章收在其中。

转眼到了1993年2月下旬，中国西厢记研究会正式成立，我接到邀请，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同时参加了“全国懒棉花栽培技术推广会”“永济县在京人士振兴家乡联谊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李雪峰、裴丽生、陶鲁笳、王谦等山西的老领导，还有红学家李希凡等著名学者。会上宣读了王季思、张庚、郭汉城等先生的贺信。李希凡还讲了话。他说：《西厢记》是《红楼梦》的前辈，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把爱情写得如此成功的杰作。《红楼梦》许多地方借鉴了《西厢记》的艺术。但是今天看来，王实甫要比曹雪芹幸运。山西可以举全省之力来支持办这样一个盛会。

在这次会上，吴晓铃先生当选为研究会会长，我也有幸被推举为理事。会议聚餐时，研究会组联部部长程作人先生说：“王先生，你可能还不知道，你是吴老亲自推荐的四名理事中的一位。吴老几次夸奖你，考证一个字的读音写了五六千字，很见功力！”我连忙说：“哪里，哪里，可不敢当！”

那天吴老身体不适，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会后第二天（2月27日）上午我专程去家里拜望他。

吴老家住在宣武门内大街校场头条胡同47号。院子不大，坐北面南有一座二层小楼，院子里有两棵合欢树。屋里正面是一张中式桌子和两把太师椅，桌子的上方挂着李苦禅手书“双棔书屋”四个大字，下面是吴夫人和中外政要的巨幅合影照。两旁是《四部丛刊》“经、史、子、集”四个大书柜，靠墙堆的都是书。吴夫人正在旁屋里看书，出来向我打过招呼，送来一杯热茶，我连忙站起来道谢。吴老告诉我，夫人也在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工作，研究印度文学、孟加拉语。2010年夏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小伟先生来运城开会，我们一起闲聊，听胡讲，吴老和石素真夫人抗战期间在印度讲学时与尼赫鲁家族颇多来往。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时，尼的子女还特地到家中看望过他们夫妇。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吴老与侯宝林关系很好，因为侯先生不久前刚去世，当时收音机里正播放讣告，于是我们谈起了侯先生。吴老很动感情，说侯先生是一代宗师，他把相声这门艺术来了个脱胎换骨的改造，把它净化了，提高了品位，这个贡献是前所未有的。吴老说：我和侯先生来往较多，他先后来看过我十三次，我也多次去看他。他特别善于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一次我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还问我：腊月为什么叫腊月？八蜡庙是干什么的？他没有上过什么学，但勤学好问，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有一次因为一个法国文学典故弄不懂，还让我专门带着他，步行上家里找了李健吾先生请教。对罗常培先生等，他都拜为老师，向他们学习语言。吴老说，侯先生一生胸怀磊落，光风霁月。

吴老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又是语言学界前辈，还是著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他曾与钱钟书、余冠英先生等一起编写《中国文学史》。他校注的《西厢记》于1954年问世，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厢记》全注本。我最初读这本书时，曾为他对佛经词语注释之详赡所倾倒。后来知道他精通英语、日语、梵文、印地语等多种语言，在印度讲学获荣誉文学博士，在巴黎大学获荣誉哲学博士。曾任教于北大、燕大、西南联大。1950年以后任中科院语言所研究员、学术秘书、文学所研究员，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学问大家。他早年师从胡适、罗常培、李方桂等学术大师。我想起头两年在《中国语文》上看到过他写的悼念李方桂先生的文章，便问起具体情况来。

吴老讲，李先生是你们山西昔阳县人，是四个华裔国际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林语堂；赵、李都曾任美国全国语言学会会长，赵被誉为“汉语语言学之父”，李被誉为“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罗曾任中科院语言所首任所长、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林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之一。1983年，他到夏威夷讲学，先生也在夏威夷柏克莱大学任客座，他几次去看望老师，留下了不少照片。1987年8月，他到美国访问，北方昆曲剧院的洪雪飞、韩建成也在美国演出。（李与夫人都是著名的昆曲票友）正赶上李先生住院，他们一道去探望，可医院不让进，送花也不让。当时先生做了开颅手术，本来说没问题，不想就没有活过来。后来开追悼会，他代表社科院、语言所、民族所送了花篮，参加了追悼会。回到北京后语言学界举行追思会，他向大家汇报了丧礼的情况。

那天我和吴老聊了一个多小时，不觉就到了11点多钟。看过表我赶忙站起来告辞。到了院子里，大概想起在永济时我问过他的书屋为什么叫“双棔书屋”，吴老特意指着院里两棵合欢树说，这就是棔树，我的书屋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吴老一直把我送出院门，握手话别。我说，今年10月份语言学会在北京开年会，我到时争取再来，再向老前辈们学习一些东西。吴老摇摇头说：王先生，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老前辈”了，语言学研究就要靠你们挑担子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校场头条胡同47号。回到山西后给吴老写了一封信，再次感谢他对我的鼓励和提携，也请他多多保重！

这年10月，中国语言学会第九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如期召开，我因主持单位工作，正筹备改刊出版日报，脱不开身，未能去北京出席会议，也失去了再次向吴老请益的机会。当时按学会要求向会上递交了一篇论文《“匈奴呼天为祁连”考》，文章题目登在当年第六期《中国语文》上；全文刊发于《晋阳学刊》，《新闻出版报》还发了文摘。1997年文章获山西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95年3月，敬爱的吴老与世长辞了，享年82岁。从《光明日报》上看到消息后，我十分悲痛。于是找出过去的笔记，草写了一篇文字，追忆了我们短暂的交往，内心一直铭存着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