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徐宽福是位南下干部，他生前多次给家人们讲述南下的革命经历。而今，他虽然离开已快一年，但南下的进军号仍常常在我的耳边响起……

1949年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人民解放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解放了一大批又一大批城市、一大片又一大片农村，特别是渡江战役的胜利和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时，为夺取全国的胜利，急需大批干部奔赴新区开展工作。

根据上级指示，条西中学（今永济中学）在全校开展了“参军参干”动员。正在这里上学的叔父，在没有与家人商量的情况下，第一个报了名。他不仅自己报了名，而且还积极热情地配合学校做动员，发动校友参军参干。

1949年5月19日，条西中学选派了60名进步学生（大部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并指定叔父和几名同学带队，步行三天进入中共晋绥分局运城地干校学习。不久，中共晋绥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各级各部门抽调干部到临汾集中培训，为南下入川、解放大西南做干部准备。

这样，叔父在运城地干校学习了20多天后，于6月30日，在晋绥分局党校冷仲明老师的带领下，乘车150多公里，来到临汾中共晋绥分局党校五部（青年部）二队学习。

当时，晋绥分局党校就设在汾河西岸伍默一带几十个村庄里，叔父住在苏村。党校学习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的是征收地主的小米，睡的是在老百姓院子里临时搭建的棚子，听课是在打麦场或破庙里，鞋子破了自己补，衣服烂了自己缝……这样的学习生活，经历了半年时间。

当时，党校集中了各方面青年干部3000多人，校长由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兼任。党校共设7个分部，叔父所在五部是以原晋绥青干校为主组建的，在党校时仍叫青干校，其主要任务是为地方培训青年团干部，条中的学生大部分编在五部二队，少数分到四队。

不久，组织决定叔父到四部（工干校）工作，任文化教员。

到四部后，主要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中国工运与当前任务》《工人运动史》（如何组织工会）、《接管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如：入城后的工作与接管的办法、工作步骤及注意事项）、《新区农村的群众工作和建设》等文章，同时，还学习了政治、保卫以及新区粮食和财政等方面的政策规定。

为了做好南下准备，分局党校还经常进行军事演习，有时半夜吹紧急集合号，叔父就立即起床，打背包、打绑腿，挎上长短枪，带上手榴弹，全副武装在野外演习，直到天明。

1949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之后，从北京返西安路过临汾时，给晋绥分局干部作了南下动员报告。

贺司令员的报告对当时正在集中学习、准备南下的干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贺司令员看到准备南下的干部们身穿新军装时说：“大家要准备过艰苦生活，发的新军装要爱护，准备穿两年。”他指了指自己头上戴的军帽说：“这个也要准备戴两年，因为形势发展很快，部队的补给跟不上，更需要节约物资。”

贺司令员在作报告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一位坐在前边的小学员用手摸了摸贺司令员的军裤，贺司令员笑眯眯地说：“看呐，我穿的军衣军裤是咱边区自己生产的薄呢料制作的，咱边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实现了丰衣足食！”贺司令员的话让大家都笑了，全场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

聆听了贺司令员的报告，叔父激动万分，他想到新的使命在召唤着自己，激越的冲锋号在催促着自己，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坚定地说：“走，跟着党走！去，到南方去！”

1949年10月，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共晋绥分局、晋南行政公署和晋绥军区及领导机关即行撤销，由贺龙司令员统率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和7军19师及陕南军区组成前梯队（陕南军区由陕入川），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所有准备南下入川的干部、各类干部学校的学员、警卫部队和勤杂人员等，均编为后梯队。后梯队按照系统分编了五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原晋绥军区司、政、后勤机关及所属单位的人员组成；第二梯队由原行署机关、公安、司法、银行贸易、行政干部学校等单位人员组成；第三梯队由原中共晋绥分局机关和晋绥日报社、新华分社等新闻出版单位，以及工、青、妇、文联等群众团体，西北艺校、晋绥青干校等机构的人员组成；第四梯队由晋绥党校的第一，二、三、四部人员组成；第五梯队由西北军大和西北青干校等单位的人员组成。五个梯队总人数为16000余人，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分队和小队，直接受贺龙、李井泉领导指挥。

当时叔父随晋绥青干校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第三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为“老红军”包庭光，教导员为史立言，还配发了部分枪支弹药。为了解决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晋南行政公署向每个同志家里颁发了军属优待证。

这个珍贵的军属优待证，已由爷爷奶奶和父亲传给了我，我把它作为传家宝一直珍藏着。此证的上方印有毛主席的画像，左边是国旗，右边是八一军旗。上面的内容是：“徐宽福同志系山西省永虞县开张镇村人，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历任党校四部文化教员等职务，现决定调赴新区工作，担任解放西南人民的光荣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及晋绥分局的决定，其家属应按军属优待，如有困难，确实给以解决，帮助建立家务。晋南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副主任闫秀峰。”并盖有行政公署大章，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我清楚地记得，解放初期，每年春节村里干部会组织锣鼓队到家拜年；正月闹家戏时，会请爷爷坐在头排看戏，桌子上摆有茶点和麻花、花生、柿饼等好吃的。真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啊！

1949年11月动员会后，南下工作团分批从临汾出发。

行军路过运城时，中队领导主动安排叔父回家看望父母，但要求不能向家庭“妥协”“投降”。听奶奶给我讲过，叔父回到家时天已快黑了。当时奶奶正在厨房烧火做饭，忽然一个穿着黄色军装的人站到她的跟前，喊了一声“妈妈”，这可把奶奶吓了一跳。叔父又连喊了几声“妈妈”，并说“我是宽福”，奶奶这才缓过神来说：“你是宽福？你这半年多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连个音讯都没有啊！你可让妈哭的，眼泪都干了呀！”说着，奶奶紧紧地把叔父抱住哭了起来。

叔父在家里停了一夜，这一夜是个不眠之夜，因为有好多的话要说，有好多的事儿要叮咛呀！

第二天一早叔父便毅然决然地告别了父母和哥嫂，及时赶回部队继续前进。

11月12日路过永济，叔父随党校五部二队全体战友探望了条西母校，校方专门为他们举行了联欢会。分别半年多的师生欢聚一堂，真是喜出望外，老师为他们骄傲，鼓励他们到新区去努力工作。吃过午饭告别母校后，叔父他们很快追赶上大部队，当晚在永济韩阳镇宿营。

经过两天的行军，11月15日上午，到达风陵渡黄河渡口。

当时风陵渡的渡河工具只有木船，每个中队一只大船，叔父在河边等了两个多小时才上了船。船舱很深，人站在船舱内，看不到河面，只有个子高的，伸长了脖子才勉强可以看见远处的河水。冬季的黄河，河岸结冰，水深流急，渡船十分危险。艄公站在上层船板上，全神贯注地观察河面水势的变化，船工们只穿一件单衫，哼着低沉的号子，奋力地撑着、划着。漂浮在河面上的冰块撞击着船帮，不时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偶尔会有大块的浮冰撞得木船直摇摆，并发出很大的“嘭嘭”声。叔父与战友们都很紧张，大家都屏着气，静静地望着船工的每一个动作。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木船终于安全到岸，大家那颗高悬的心才落了地。

下船后，部队向潼关挺进。古城就在半山坡上，城门楼高大雄伟，街道弯弯曲曲。由于解放不久，街上的行人稀少。部队没有久停，当晚就坐火车向西安方向前进。所乘的火车是闷罐车，关上车门只有四个很高的小窗口“透气”。大家一排排地坐在背包上。火车走得很慢，直到天快亮时才到达西安车站。下车后，叔父和战友们没有久停，马不停蹄地走了10多公里，才到了宿营地——西安市北郊车家堡徐家湾一带的村庄。

新中国虽已成立，但在这片被胡宗南部曾经蹂躏过的土地上，老百姓心灵的伤痕还没有得到平复。当部队来到徐家湾村时，村里一片宁静，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叔父和战友们一进村庄，就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热情地帮助村民们劈柴、担水、扫雪，同时宣传党的政策。

南下工作团在徐家湾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待命后，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

此时，由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治委员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已从南线完成了对胡宗南顽敌的包围，叔父和他的战友们也做好了继续南下的准备。

“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1949年12月5日，是叔父终生难忘的日子。他由队长张喜奎、指导员孙子明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叔父最幸福的时刻，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啊！从此，他一直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前进！进！

几天后，四川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来到西北南下工作团。马识途原名马千木，祖籍湖北麻城，1915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忠县（现属重庆市）石宝乡一书香门第，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从事中共地下革命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马识途曾先后担任枣阳县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滇南工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等职。马识途为即将赴川的西北南下工作团的同志们作了报告，重点介绍了四川、西康两省当前的形势及民俗、民风等情况；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给工作团的同志主要作了西安古城1949年5月解放、接管工作的经验和如何贯彻执行党在新区的方针政策等问题的报告；贺龙司令员作了总动员。那时渭河两岸寒风袭人，秦岭山头白雪皑皑，但叔父的心里却是火热的，“翻过秦岭，那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1949年12月上旬，部队接到出发的命令。天不亮，叔父与战友们给老乡家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把院里的雪扫得净净的，将借的门板上得好好的……经检查后，才整队出发。

离村时，乡亲们早早就聚集在村口，有的提着热水壶，有的拿着鸡蛋，有的端着烙饼……欢送亲人解放军，依依不舍地说：“你们要走了，我们心里难受啊！到了四川一定要给我们捎个信来。”叔父说，当时的场面真感人、真动人，至今都忘不了。

到西安后没有停留，叔父与战友们又从西安乘坐拉煤的火车到了宝鸡，然后跟随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60军和61军行军南下。过了渭河，开始翻越秦岭。当时部队给每个人发了电筒、棉鞋、烧酒和炒面，并严格要求：没有上级命令，谁也不准喝一口烧酒，吃一口炒面。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要去四川，就必须翻越重峦叠嶂的秦岭。秦岭是一座大山、奇山、险山、气候多变的山，它的主峰太白山，海拔3771.2米，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境内，为陕西省关中平原与陕南地区的界山，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当叔父和战友们真的踏上通往四川的道路，心里充满了好奇，更让人好奇的是，听说四川常年高温，人们可以在石头上烙饼子……在各种说法面前，有的人打了退堂鼓、开了小差，但叔父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跟着大部队，坚定地朝前走。

上了山，山坡陡峭，攀登格外吃力费劲。这段路程是最艰苦、最惊险的一段行军，它不仅朔风呼啸、白雪纷纷、天寒地冻，让人步履维艰，而且人烟稀少，宿营十分困难。

大散关位于秦岭北麓，为中国八大关之一。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亲临这里，并留下了“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千古绝唱。

到了大散关，叔父已累得筋疲力尽，草草地吃了点干粮就睡着了。过夜之地，是国民党胡宗南部溃逃时遗弃的营房。营房缺门少窗，夜里寒风夹杂着雪花飞到脸上，个个冻得直哆嗦。最后冻得实在没法睡了，大家只好起来在屋外跑着、跳着，以增加一些热量。后来发现到处都是枯枝干叶，就捡来在营房里点了一堆火，大家围着火取暖，有的烘烤被褥，有的烘烤棉衣，有的烘烤鞋袜。但这样取暖，只能是热了前头，冷了后背，叔父把它叫作“寥天地烤火——一面热。”

第二天一早起床，炊事班捡来枯枝烧火做饭，因高山缺氧，锅里的水怎么也烧不开。那时不懂科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此战士们未吃上早饭，集合号便吹响了，只好饿着肚子就出发。

吸取了昨夜的教训，晚上在秦岭一个叫东河桥村的地方安营扎寨后，叔父和战友们千方百计找睡觉地方。经过寻找，找到了一个堆着柴草的牛圈棚子。就这样，钻在草窝里度过了一夜，尽管冷得不行，但叔父觉得很满足、很幸福。

天刚黎明，军号就响了起来。吃过早饭，又继续赶路。就这样一路急行军，追赶着胡宗南的反动部队。

陕南褒城是汉中盆地的一个城市，这里的人主要以大米为食。部队的炊事员不善于做米饭，即便是做得软硬合适，可吃在叔父这些山西小伙的嘴里，总觉得不如馒头香甜好吃。好在这里的气候暖和，比起高寒的秦岭来说，要舒服多了。

进入四川，夜宿朝天关。忽然传来一个坏消息，说国民党一个军从成都跑了出来，于是上级命令南下部队连夜通过明月峡，控制广元一带局势。叔父与战友们一夜急行军，等通过明月峡到达许家河指定地点时，才知道国民党那个军已逃往别处。

从千佛岩到广元，一直赶到有国民党军把守的剑门关。守关的敌军早已是惊弓之鸟，在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丢盔弃甲、全面溃败。由于敌人在剑门关附近埋设了大量地雷，每走一步都有生命危险。前面虽有工兵探雷、排雷，并用石灰圈起来警示大家，但不时还发生炸死人和骡马的事情。部队后勤的一位战友为走近路，不小心踩上了地雷，结果连人带马一同被炸，当场牺牲。他身上穿的棉衣里的棉花被炸得在山坡上乱飞，有的挂在树上，有的粘在草上。目睹其惨状，叔父万分悲痛。死亡对叔父来讲，随时都可能发生，但不管多危险，部队必须前进，只能前进！前进！再前进！

为了解放新区，让新区的人民翻身做主人、过上好日子，为了尽快赶到成都，叔父和战友们无心去游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下雄关”剑门关和奇异的“张飞柏”，而是冒着生命危险，一路追赶着国民党军，因为上级说了，两条腿跑得越快，胜利就来得越快。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由于我南下部队的英勇作战和快速追击，国民党军一败涂地，一路上到处都是丢弃的武器弹药和汽车，到处都是冻死的牲畜，到处都是遗弃的随军家属。对此，叔父十分自豪地说：“我们靠两腿跑出了胜利！”

1949年12月29日，部队接到命令，西北南下工作团随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开进成都，参加入城仪式，并要求进城不许带牲口，马车全部放在成都郊外的天回镇，部队整容入城。

次日上午9时整，贺龙司令员一声令下，军乐队首先奏起雄壮的“向前、向前、向前”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十八兵团60军在入城总指挥张祖谅军长的带领下，向成都市区开进。

入城部队最先是仪仗队，他们高举着五星红旗，后面是20面红旗飘扬的方队，再后有13辆大卡车。第一辆车上载有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第二辆车上载着鼓号齐鸣的军乐队；第三辆车上载的是锣鼓队；接着的车辆载着“庆祝四川解放”“庆祝成都解放”的大红旗。后面行军的序列依次是：装甲兵团、重炮兵团、步兵团、马队、后勤部队……入城队伍达4公里，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后面的部队还未动身。

成都街头人海如潮，街道两边都挂起了五星红旗、红灯笼。30万成都市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万众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欢迎解放军进驻成都！”等口号，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儿。西北南下工作团紧随贺龙司令员领头的十八兵团，经西御街、祠堂街、东城根街，到了幽静的商业街一座古色古香的高楼前停止了前行。这座高楼原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现成了贺龙司令员到成都后的司令部，尔后又成了四川省委机关的所在地。

望着威武雄壮的入城式，望着载歌载舞的人群，叔父沉浸在幸福之中，他流出了胜利的泪水，激动地说：“南下的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

入城式后的第三天，是1950年元旦。贺龙司令员在成都市顺城街蓉光大戏院新年联欢会上豪迈地说：“成都是解放战争中继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保存下来最无破坏、最完整的一座大城市，这是奇迹！”

这个联欢会，叔父和他的战友们把它称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成都补办的第一个国庆庆典啊！”

在成都住了没几天，叔父根据军管会的命令，与20多位战友奔赴川北区南充市开辟新区去了。在那里，叔父在中共川北区临时工委书记、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治委员胡耀邦的领导下，参加了接管城市、恢复生产、建立人民政权、剿匪反霸、征粮、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斗争……使新区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2013年4月3日，已85岁的叔父瞻仰了“南下解放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纪念了解放战争后期那段特定的历史和南下四川16000余名军政人员的丰功伟绩。

叔父站在纪念碑前久久不愿离去，他凝望着高大雄伟的南下解放纪念碑，看得很仔细，看得很入神，当年冒着枪林弹雨南下四川的情景，浮现在他的眼前。此刻他是心潮澎湃的，也是壮怀激烈的。他为自己能“走过来”而感到自豪，更为牺牲的战友而感到心疼，为自己能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感到幸运，更为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搏击而感到欣慰。为了永不忘却地纪念，叔父与婶娘在南下解放纪念碑前留下了一张张照片。

“丰碑永祀，垂范千秋，以怀以赞，更行更吟……”这是镌刻在南下解放纪念碑上的文字——《南下赋》的开篇语。

2016年10月7日，叔父特意安排我和妻子胡瑛在徐迅弟和弟媳李凌的陪同下，瞻仰了南下解放纪念碑。叔父的心思我很清楚，是希望我们成为南下精神的继承人。

叔父的南下路，是一条革命的路：它以“熔铸坚贞、淡泊名利、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南下精神，把叔父这个农民的儿子铸造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把一个青年学生铸造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把一个普通干部铸造成了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并在广袤的西南大地生根、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整整奋斗奉献了74年。叔父作为军代表曾参加了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的建设。转业铁路后，参加西南铁路大会战、修贵昆、战成昆，特别是参加坦赞铁路的建设，履行了伟大的国际主义义务。叔父是新中国铁路建设的参与者、领导者和见证者，一生共参加修筑了13条铁路干线、6条铁路复线、两个大型铁路枢纽、166条铁路支线和铁路专用线……

叔父的南下路，是一条光荣的路：在这条路上，叔父没有歇脚，而是越走越宽广，并收获了令我们骄傲的荣光。他曾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参加“国庆”和“五一”观礼，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他曾荣获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川北区劳模大会纪念章，四川建设30年、铁路建设30年荣誉证书，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和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等，并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叔父的南下路，是一条榜样的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全家人一直都把叔父当作榜样来学习，当作楷模来敬仰。在叔父的引领、教诲下，南下精神已一代一代在传承。而今，全家人都奋斗在不同的战线上。虽然岗位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继续走好南下路，发扬好南下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不负党、不负人民、不负时代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