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曲阜时在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信号。时任院长杨朝明追忆说，当时他和他的同事认识到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必将载入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史册。这个评价如果在当时，不免很多人心中生起疑惑：可能吗？十年过去了，或者如果我们往后再过若干年，回头看，更能认清其历史性意义。

第一，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对民族精神文化的总体负面评价状况。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知，可以说是步步后退，以至于造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负面评价占比很大。从“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再到“文不如人”，以至于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自信遭受了极大挫折和打击。学习西方文明之际，部分人丧失民族文化主体性，有意无意成为全盘西化的帮衬：追求现代化，却将传统打入落后、腐朽、野蛮、专制、糟粕之列。较长一段时期，人们走不出这一框架定性。尽管有少数文化人士从20世纪以来力图改变这种情形，但基本上都“回天无力”，我们的传统似乎无可奈何花落去。欧美等强势文化借经济、娱乐、媒介以及资本等载体大肆浸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为中华民族走上复兴、走向强大奠定精神魂魄之基石？在全球化日趋开放扩大之今日，扭转近代以来因社会和文化深层的普遍失落而“仰视”他者的心理，极为不易。但这一关不能不过，必须跨越，否则亦步亦趋、仰人鼻息，那样的现代化只能是附属的、边缘的，甚至是低端的。因此，这一“信号”，发出的是自近代以来对传统评价的最强音，化解了民族心理的深层纠结，提供了走向现代、面向未来的内生聚合动因。唯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上自信、自立、自强道路。如果说2013年3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即共产党人“总开关”的哲学意义，乃执政党高层对民族历史文化作出的高度评价，那么他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视察发出的这一“信号”，则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奠定了内在精神基石和动力，具有从心理、观念到制度、物质载体文化“近代转向”的意义。这一转向，沉淀在中国共产党统一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体概念之中，坚定地向世人表明，我们的历史文化既不是沉重的“包袱”，更不是任人妄评的“糟粕”，而在整体上是“优秀”的。这就彻底扭转了近人对民族精神文化的认知评价。

第二，以这一“信号”为始，上升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意义非同小可。党的十九大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之一定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从建党百年之后到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至突出“第二个结合”，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联起来。这叫“牵一发动全身”，谓之“又一次思想解放”一点也不为过。长期以来，由于救亡图存时势紧迫，我们强调了与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需要结合，而今提出与民族文化之根融合，这是“结合”走向更加深入的表征。半个多世纪以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阐释中国思想文化时，一方面要看到我们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后者或者成为前者标准裁剪乃至批判的“靶子”，抑或仅仅成为其论证的素材例证而已，遑论全面的融合。这种倾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教科书的编写（如评价朱熹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等等）。我们看到，“第二个结合”提出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学术界迅速行动，许多重大专题、项目为之聚焦，可谓自民间、政党、社会层面之后的再次“大动员”。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认识其意义呢？从理论高度看，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到“宇宙观、世界观、天下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哲学层面，这就使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进行比较、融通时，并非简单具体的“术”层面的结合，而是“道”层面的融通。从实践路向看，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是新世纪以来以中央文件形式制定的第三个“工程”落地操作性政策，可与另两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并论。新时代，诸如山东济宁等地打造的一系列文化精品正是从理论到实践的极好典型。

第三，从面向未来看，发出这一“信号”的开放意义和创新空间将不断凸显、彰显。任何未来都正在或将要成为历史，因此我们可以“前瞻”地评价未来的“历史意义”。“两个结合”是理论创新的途径。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发呢？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殷墟遗址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这一评断实践上的支撑是什么？其实，大家能看到新时代的很多大战略、大倡议都与源自中华文明的智慧创新有关。比如，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新的生长空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外交往的文明实践历史，时下或许很难有这样一个启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理念指导下，我们2021年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热烈响应。这些倡议，具有战略前瞻性和强大号召力，深深打上了中国人、中华民族处理多元世界矛盾的智慧艺术烙印，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为处在何去何从十字路口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提供了思想指引、价值指引、方向指引。有学者总结说，我们坚持正确义利观，批判与超越了西方“利益至上观”；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批判与超越了西方“国强必霸论”；坚持文明多元共生，批判与超越了西方“文明优越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批判与超越了西方“文明冲突论”；倡导人类共同价值，批判与超越了西方“普世文明说”——我们随便拿出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它们的展开都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这些可以占领国际道义高地、重新定义国际规则的“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其中，均包含了中华的大智慧、大格局、大境界。在中华文明基础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先锋队，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党理想信念——人类必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基于“平天下”责任的“大同社会”追寻不谋而合。一个开放、包容性的双赢、多赢、共赢智慧，比那些自以为开放却什么都要“优先”去“割韭菜”或频频使用武力、战争解决纠纷，哪个更能长久地赢得世人之心？不容纷解，高下立判。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有硬实力快速增长带来的凝聚效应、向心效应，也有软实力增长带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