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有了梦想，就有了“野心”。

上高中时，我的梦想就是当记者、当作家。参加工作后的那几年，我常常为自己的这个梦想而奋斗。趴在宿舍的床上、家里的炕沿上、吃饭的小桌上、车间的角落里，甚至在夜晚的月光下，记日记、写小说，想起什么就写什么。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打字，一篇文章写完后，再用复写纸整整齐齐抄写一遍，自己留一份底稿，给编辑部寄一份。编辑们都十分敬业，每稿必复，而且是用钢笔一字一句地书写。记得写的最长的一篇小说有四十几页稿纸，也就是一万字左右吧。我寄给东北一家杂志，有个编辑看完后，足足给我回复了两页多的字，指出了问题和不足，也对其中的段落和写法予以了肯定。这封回信我保存了好多年。尽管这篇小说最终没被采用，但给了我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上刊授大学，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的事情。那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二十岁左右，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那年，为了给全国众多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人一个深造的机会，山西省办了一所特殊的大学。它不设门槛，没有教室，没有围墙，不论岁数大小，只要报名就可以进入学习——这就是由山西青年杂志社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别具特色的刊授大学。报名上刊授大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一方面也有点赶潮流。记得厂里工会主席叫王因才，是个爱学习的厂级干部。还有个工人叫鲁红龙，与我岁数差不多，也是个爱好写作的人，我们三个人一起报的名。那时候我的月工资也就是二十多元，除去大部分交给父母和留一点生活费外，剩下的我全都用来购买书籍和订阅杂志。杂志记得有《海燕》《青春》《山西文学》等，特别是《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这两种，我连续订阅了二十多年。

那时我最爱去的地方是图书馆。很多时候，只要不上班，我就骑上自行车到位于县城稷王庙里的图书馆看书。看得多了，写作的劲头就大了。尽管爱写想写，但不少时候我都是在偷偷摸摸写。为啥？怕别人笑话。因为有不少人都不看好我的写作，认为我写作成不了气候。其实呢，对写作我已渐入门道，成竹在胸，有时候尽管知道发表不了，但我一直在写，坚持把每天的所见所闻全都记在笔记本上，日记记了好几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6月，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静夜》，终于发表在县文化馆主办的《枣花》杂志上。当时的杂志主编肖霖生，是一位待人和蔼、很有才华的老师，如今在北京工作，已经是很有名气的编剧与制片人了。小说发表后，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推荐我参加了县里的作代会。1989年5月18日，我的第一篇新闻稿件《铁算盘——季薇》发表在了《山西日报》上；1990年3月20日，我的第一篇小小说《选举》发表在了当时的《山西日报·农村版》，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农民报》。紧接着，我与肖霖生老师合写的报告文学《庆贺的时候到了》，又发表在1990年3月24日的《山西日报》……

凭着自己的实力，凭着在省市级报刊发表的大量文章，1995年8月，我从企业调入县政府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在这个有一千多人的县属大企业，那年我真的成为“头号新闻人物”了。一个农民的儿子，硬是凭着发表的诸多文章，为自己铺筑好新的人生道路。

我首先要感谢借调山西日报社工作时认识的几位老师：翁小绵、张军、桂小纯、郑凤歧、周同馨等人，是他们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帮助我，才让我在写作的路上不断提高，有了很大的进步。那还是1993年，征得厂领导同意，我在山西日报工商部学习了大半年，采访的脚步从大同到运城，从山西到河南，从厂矿企业到党政机关，奠定了我的写作基础。

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2008年这二十多年时间，我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的新闻、小说、散文等，达到上百万字，各种获奖证书有二三十本。2000年，我出版了30万字的个人作品集《摘下满天星》。时任山西日报常务副总编、山西晚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翁小绵亲写了序言。

2008年5月，我从县报副社长的工作岗位调到县文联，担任了文联主席，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2年。这期间，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首先是办了一份文学类报纸《枣花》，给全县爱好写作的人开垦了一块发表作品的园地，之后又多次举办了征文、书画、摄影等全县乃至全国性的赛事；连续两次策划举办了文联“迎新春”文艺晚会；评选了首届和第二届“稷山县十佳艺术家”，予以隆重表彰；主编和出版了《乡音乡情》《行走稷山》《沧桑稷山》《枣乡枣香》等二十多本书籍，加入了山西省作家协会，出席了全省六届、七届作代会……

2019年我退居二线，但人退了，工作激情不退，除继续办好《枣花》之外，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先后在《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运城日报》《河东文学》等省市级报刊发表。目前，我的第三本个人作品集《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正在出版之中，著名作家、省作协主席李骏虎专门写了序言。

而今的我，将正式退休，但生活很充实，写小说、写散文、写新闻报道；发抖音、学跳舞、不时去旅游。

退而不休，还需再接再厉；老骥伏枥，仍是壮心不已。人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努力。我们都是追梦人，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一直坚持不懈，不忘初心，生活才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