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哥

■杨永敏

2023年12月19日

母亲殁的第二年,二哥也走了。

二哥是得脑溢血去世的。他走的那一天,侄子从河津老家打来电话,哭着告诉我,说他爸快不行了。我急忙从运城赶回去,二哥在医院已不省人事,身子还在不停地抽搐。二嫂贴在他的耳边轻声喊道:“三弟来看你了!”二哥好像是听到了,嘴唇动了动,便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和他深爱的这个世界……

二哥离世时整整58岁。父亲当年也得了脑溢血,走时也是58岁,也是这样的六月收麦时节。

二哥比我大八岁。打我记事起,他就开始帮父母干活了。那个年代农村还很落后,我的家境也很贫困。大集体年代,父亲经常带着大哥、姐姐和二哥下地干活,母亲料理家务照顾我。春种、夏收和秋播是一年最忙的时候,母亲总是早早把饭做好,小心翼翼地把饭菜装在竹篮里,抱着我到地里送饭,老远就能看见父亲、大哥、姐姐们在干活,尤其是二哥身材单薄的身影。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二哥就辍学了。他不是学习不好,更不是不用功。二哥对我说:他已经16岁了,应该帮父母干活,不再让家里受穷,让父母受苦,嘱咐我好好读书。16岁正是人生成长最美的年华,早早省事的二哥,为了这个家,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学业,毅然挑起家庭重担,从此成了辛勤作务庄稼、一辈子厮守土地的农民。

当了农民的二哥,很精明,也很能吃苦,庄稼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无论是担粪、起猪圈,割麦、掰玉米,犁地、耙地、摇耧,样样精通。大哥结婚后是村里的电工,又有修电器的手艺,经常为忙村集体的事不着家,地里的活大多都是二哥帮衬着干。80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土体联产承包制,我们家分了五亩水浇田、三亩荒沟地。那一年,大哥已和我们分家另过,姐姐也嫁到十几里以外的坡上,家里的农活全都靠二哥和父亲。平整田地,犁地撒粪,摇耧播种,锄地除草,开渠浇水,父亲和二哥精心侍弄着自家的田地和庄稼。

庄稼人在土地上讨生活靠的就是受苦出力。每一分收获都是一滴汗水摔八瓣换来的。每年的收麦最劳累。六月收麦扛日头,东山背到西山落。一捆捆的麦子割倒捆好拉到场院,堆得小山一般高。盛夏酷暑摊场碾场,起场扬麦,浑身上下全是尘土麦屑,像个土人一样,二哥那黝黑的面容,汗水冲下道道印痕,衣服早看不出什么颜色,他那本不强壮的身子,不知怎么应对这一年四季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收获的麦子把我们家的五口黑瓷大瓮装得满满当当。从此,家里终于告别了啃玉米窝头喝玉米面糊糊的历史。

二哥能吃苦,也心灵手巧。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玩具对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是极奢侈的。童年的我对二哥最为佩服,他经常变着法地制作出各式玩具哄我开心。春天的时候,他会爬到高高的树上折几根嫩绿的柳枝,用小刀切成短节,三转两扭扒下皮,在小管上开个小孔,一个能吹出好听声音的柳笛让我非常欢喜,我走到哪儿就吹到哪儿,也把快乐带到哪儿。家里小平车上换下来的废旧内胎,他拿剪刀裁出长短一致的皮筋,绑在木杈上制作成一把弹弓,带我到沟里去打野兔、野鸡。他眼力好,枪法准,打回野兔、野鸡为我们解馋。他弄一根马尾系在长长的竹竿上,领着我爬到高高的树上去套知了,我跟着他学会了沉着冷静,养成了耐心的习惯。即便在柴火堆里随便抽出一根枣木棍,也会被他雕刻出一个精美的陀螺,我用鞭子抽那陀螺,旋转的时间又长又稳,常常令同学很羡慕,让我把陀螺带到学校去玩;到了冬天,漫天飞舞的大雪覆盖了村子的大街小巷和房前屋后,二哥把家里的筛子翻出来,在院子中央清扫出一块空地,用木棍做支撑,撒上一点吃的当诱饵,引一条绳子,他和我悄悄藏在屋里,待麻雀钻进去啄食,他对我小声发出“拉”的指令,那数十只麻雀就乖乖地成了我们哥俩的“战利品”……

那时候日子艰难,缺吃少穿,而我的内心却是充实而快乐的。因为有二哥的陪伴,他是我可以依赖的大树,是我的精神支柱,更是我的快乐源泉。母亲常说,手足情,兄弟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如今想来,那是最真切最恰当的比喻。

改革开放后,农民开始走向市场,精明的二哥当然不甘人后。他和村人一样,把自家地里种出来的各类水果、蔬菜、粮食拉到集市上卖,以改善家庭生活。仅靠这些当然不行,二哥每天早早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出门,天黑才身心疲惫地赶回来,早出晚归挣钱。那些年,为勉强支撑我们这个家,为了早点娶上媳妇,二哥在北山下过煤窑,在工程队当过小工,在砖瓦窑背过砖块。那时的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不是下煤矿,就是进砖窑,反正哪里挣钱就往哪里去,忙忙碌碌,从无空闲。那么忙那么累,每次回来,他都会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糖或者一个苹果,装进我脏兮兮的小口袋,亲亲地拉着我的手说:“吃吧,哥给你买的!”二哥脱下衣服洗脸擦身体时,我看见他的肩头后背全是深紫色绳索勒痕和被砖块磨脱了皮的水泡。我用手去抚摸那些伤痕,心疼得想哭,他却故作轻松地说:“没事的,睡一觉起来就好了!”二哥正是凭着这种艰苦的精神、不屈的毅力、勤奋的劳动,一天天改变着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也在一天天的苦干积累后娶回了二嫂。

二哥的命运极其不幸。我当兵后的第四年,一天傍晚,二哥开着三轮车去北山拉煤,装车时天太黑,左腿被煤坡上滚落下来的大煤块砸成了重伤,瞬间便昏了过去。待被人发现送到山下医院时,腿上的血管已经坏死并形成了血栓,万般无奈医生只得给二哥做了截肢。

坚强的二哥接受不了这个打击,一度曾有轻生的念头。母亲抱着他哭,求他想开些,说咱腿残了但命还在,一家人还能在一起,咱就是全全欢欢的一家人。大哥、大嫂,还有姐姐、姐夫都来劝慰,门前屋后、邻里乡亲都来看望他、开导他,特别是在二嫂无微不至的关爱下,二哥终于振作起来。

一年后,二哥在西安装上了假肢,只经过两个月的磨合锻炼,就很快适应了。二哥依旧闲不住,每天不是在地里忙庄稼活,就是开着三轮车给村子里盖房的人家和厂矿工地拉土送料。春种,他瘸着腿,扶着锄,照样在地里除草、施肥、浇地;夏收,他开着新买的收割机,又忙着为村里人抢收小麦;秋播,他还是驾着翻土机打理农田,撒下种子。即便冬闲,他又从农机站接回一台脱粒机,走村串巷为乡亲们脱粒玉米。

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每次去他家,大门多半都是铁将军把门。我知道,闲不住的二哥带着二嫂外出干活了。电话打过去,他不是在地里干活,就是在帮别人家脱粒玉米,要不就是为工地上拉砖送水泥。二哥想的是,要想过好日子,活得有尊严,早点为侄子娶上媳妇,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他愣是凭借着自己的一己之力,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他在自家的院子里,排排场场盖起了四间大瓦房,还在县城为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侄女出嫁,侄子结婚,他都办得红红火火、风风光光。母亲过世安葬,我原本不想让二哥负担费用,谁知他给管事的总管送去了一万元,说母亲一辈子辛苦,养活我们不容易,一定要把丧事办得风光,尽到儿子的孝心。我想拒绝,可看到他哭红肿的眼睛,要跟我着急的样子,也只好作罢。

我的二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坚强、乐观、积极向上,人生的道路充满坎坷,一身苦累,伤痕遍布,但他从不言放弃,仍以积极心态直面人生。他以残疾之身,勇敢做生活的强者。在他人生的词典里没有怨言,没有失败,更没有躺平。他站起来是天,俯下去是地,他是我心目中高大的丰碑,是我人生路上的灯塔,是我铭刻在心中生命的传奇——虽然58岁是他生命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