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古称河东，地处黄河中下游壮美蜿蜒的最后一个大拐弯处，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春秋时属晋，战国属魏，秦始置河东郡地，汉、魏、晋、北魏、隋多为河东郡。唐为河中府，宋、金、元为解州和河中府地。河东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河东文化的本质内涵，根与魂、源与流是什么？怎样理解？笔者认为，河东文化的根与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用火文化”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火的使用，堪称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举。人类最早用火，是从古河东地区先民起始的。

在200多万年以前，黄河大拐弯处的古河东地区，气候温润，水草丰美，森林密布，动物成群。河东先民在这里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偶然的雷火，引燃树林，林中动物在火海中逃亡，幸存的先民一时失去了食物来源，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压缩。先民们只好在灰烬中寻找被火烤过的兽肉和果实借以果腹。被火烧过的食物味道异常鲜美，易于咀嚼。从此，先民们开始留意保存火种，用于烧熟食物。这样有意识用火的实践，大大加快了人类进化的步伐，特别是对人类体质和大脑的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1年至1962年，考古学家在黄河岸畔的西侯度遗址考察时，在约50米厚的更新世早期砂砾层中，发掘出了中国长鼻三趾马、山西披毛犀、晋南麋鹿、纳马象等20余种已绝种的古生物化石，其中的一些呈灰、黑、灰绿色的哺乳动物筋骨、鹿角和马牙，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中发掘的被烧过的动物骨头和牙齿是一致的。这就是遐迩闻名的“烧骨”。经古地磁法测定，西侯度遗址距今243万年以上，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开创了世界用火史，点燃了人类第一把文明圣火，实证了我国的“百万年人类史”。

《世界史》中提到：“火是一切发现中最伟大的发现，它使人类能够生存于不同的气候中，造出众多食物并迫使自然力为人们工作。”火的使用，逐渐衍生出“火神”“山神”“灶神”等神祇信仰，这些都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先民们对大自然现象的一种诠释。此后，对火神的敬畏、崇拜，又产生了原始的祭祀文化，出现了各种专门的祭祀场所。时至今日，运城地区的农村，还随处可见“火神庙”，每年的腊月二十三，人们还要举行规模盛大的送灶神上天的祭祀仪式。

“农耕文化”实证了我国一万年的文化史

农耕乃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基、文明之根。古河东地区产生的农耕文化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

古河东由于处在黄河的中下游区域，气候、土壤、环境非常适合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在一两万年前后，河东大地上长满了大片森林，各种野兽时常出没在丛林之间。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过着原始采集、原始狩猎的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农耕文化才得以孕育和有了最初的萌芽。从狩猎中，先民们逐渐学会了识别和驯化兽类；从采集中，先民们逐渐学会了辨认果实和种子，并将居住山洞周围的石头，打磨制成石器，制造生产工具“以垦草莽”，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最原始的农业耕作。

上古时期的一首歌谣，仅8个字，写出了从制作工具到进行狩猎的全过程。“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砍伐野竹，连接野竹；打出泥弹，追捕猎物。这首古老的《弹歌》起到了活化石的作用。因为有了它，后人才得以窥见洪荒时代先民们生产生活的部分生动场景。这样的图画逐渐演变成现代人类的竞技比赛、体育运动。因此，古河东远古先民狩猎、农耕文化成为体育运动的“鼻祖”，进而演变为体育文化、运动文化。

在今运城市内拥有多达6234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2处，旧石器时代遗址17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608处。出土的农耕、砍伐工具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铲等；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纺织、缝纫工具有石纺轮、陶纺轮、骨针、骨锥等；狩猎和捕鱼工具有石镞、骨镞、弹丸、网坠等；挖土工具有木耒等；收割工具有半月形石刀、石镰、骨铲、蚌镰等；另外还有大量的经打制、磨光，刃部较锋利的穿孔石刀、陶刀、大型石铲、石耜和打制的盘状器、砍利器。出土的农作物则有粟、黍、高粱、大豆以及麻类作物等。从河东先民使用工具用途之多、之广及种植作物之多、之细来看，都证明了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就开始了农业耕作，创造了农耕文化，更可实证我国“一万年的文化史。”

后稷是帝尧时代的“农官”，积极引导人们适应时令，播种各种农作物，教民稼穑，不遗余力，极大地促进了原始农业发展。在运城市内关于后稷的地名、庙宇随处可见，历史传说故事俯拾皆是。后人为纪念“功崇平地，德大配天”的后稷，祭谷神为“稷”，祭土神为“社”，合起来是“社稷”。我们现把国家政权叫社稷，或者叫江山社稷。这是典型的华夏农耕文化的表述，也是河东文化对华夏文化最大的贡献，也是河东文化的根与魂之所在。在古代，分封诸侯都要从都城的“社稷坛”抓一些土，带到他的分封诸侯国。分封诸侯又在四面取土建一个社，一层一层往下分，分到最后就成为村里最小的社。至今，很多地方还流传着社戏、社火，一般是指在过年之后，还没有耕种的时候，搭台唱戏，祭谷神、土神，祈福一年有个好收成。

“盬盐文化”实证了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盐”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有的专家学者把盐的发现和食用称之为“华夏民族利用山泽之利的一个伟大创举”，把它与人类发现和使用火相提并论。

在运城有一个被古人称为“盬”的盐湖，“天日印成，自然结晶”，是华夏先民最早捞采食用的盐湖。距今两万年至一万年以前的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约有一万年盐湖周围新旧石器文化遗址，都实证了远古人类食用运城盐湖盐的事实。人类从古猿、能人、直立人阶段到智人阶段，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人类文明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分水岭。这些都是运城盐湖提供了人体所必需的食盐物质，才使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

4700年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战役——“涿鹿之战”，则是炎黄部落联盟与蚩尤部落为争夺运城盐湖资源，发展部落而引发的。这场战役促使各部落大融合，并形成了汉以后的华夏民族，炎黄蚩就此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尧舜禹围绕运城盐湖建都，实际上是保护“黄帝战蚩尤”“涿鹿之战”取得的盐湖资源，这一胜利成果，为吾民“解愠、阜财”。如果没有这一历史事实的存在，华夏五千多年文明史就要重新改写。这是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逐渐形成的基本认识，这也是运城盐湖对华夏民族最大的贡献！

“和之美者，大夏之盐”的赞美之词奠定了盬盐文化的本质内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说出了盬盐文化的物质属性；“和融与共，天下大同”是华夏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愿望和憧憬。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盬盐文化本质属性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河东盬盐文化对中华文化最大的贡献！

“中华文化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河东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化，记载了河东先民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考、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河东先民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然成为华夏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河东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主要脉络之一，具有一脉相承的基因，给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增加枝叶，使之更加枝繁叶茂。

（作者系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