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东王气凝蒲关，

楼台帖出晴空间。

紫烟横捧大舜庙，

黄河直打中条山。

这是唐朝才俊李山甫对蒲州的诗意描绘。蒲州在唐朝，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左近，又是北都太原（今山西太原）联系两京的战略中间站，故而在地理形势上就格外受到重视。

翻阅《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可以清楚地看到，蒲州在唐朝开元八年（720）便是“六大雄城”之一，次年，又升为“中都”，并置京兆官僚。因其处在黄河中游，号称“河中府”，成了大唐王朝的“别都”。

也正是这一时期，蒲州城池被经营得“险峻且雄壮”。其前身，系秦始皇始行郡县制的“蒲坂”县城。众所周知的“舜都蒲坂”，也指的是这座城。不过，曩时蒲坂县城大概只是个土围子。真正具备军事防御意义上的功能，当是北魏迁都洛阳后精心打造的“关中之巨防”——蒲州城。

历史上的蒲坂县城或蒲州城，东、南、北三面浚有人工沟堑，西面以黄河护城。特殊的地理形势和城池构造，使其成为秦晋要冲、关中锁钥。唐朝之前，无论春秋秦晋争霸、战国嬴秦统一六国，还是刘邦略定三秦、曹操西征关中，抑或北魏扬鞭南下、东魏西魏争雄，以至李渊自太原起兵讨伐隋炀帝，都在这里演绎了一幕幕让人荡气回肠、改变历史走向的故事。

因为此城西濒黄河，于是不仅设有渡口，还时断时续建有浮桥。渡口初名“临晋”，后改名“蒲坂津”“蒲津”“蒲津关”“蒲关”。春秋秦晋之好，往来互通，采用的是舟船摆渡。后来，秦国公子针遭到秦景公猜忌，便悄悄在通往此处的黄河上搭建了一座“竹索连舟”浮桥，以投奔舅父晋平公。尽管，秦国这位公子一过河就拆了桥，但也是开创黄河建桥史的先例，并为战国后期嬴秦统一六国在此架设浮桥渡军，提供了难得的智慧光芒。包括七百多年后的东魏攻打西魏，隋炀帝繁荣关中地区物资交流，均借鉴之前黄河建桥经验，在此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蒲州升为“中都”，与盛唐一起辉煌。其表现是城市功能健全完备，人口密度急剧提升，经济贸易迅速发展，文化气象异常繁荣。就连其地标性楼阁“鹳雀楼”，也成了文人墨客竞相登临的赛诗楼。一本《全唐诗》，就可以找到2118首吟诵蒲州的诗歌。还有耸立在城东峨嵋塬上的“普救寺”，则成了寒窗学子摩肩接踵祈愿参加科考能够“金榜题名”的所在。这也为《莺莺传》的诞生提供了地缘和文化基础。

太平盛世，欣欣向荣。年富力强的唐玄宗，时刻都对蒲州投以关注的目光。蒲州不仅拥有全国最大的天然盐池，而且还出产“桑落”美酒。“唐之富庶，盐税之半”，能不关注吗？“蒲城桑落熟，灞岸菊花秋”，能不诱人吗？这还不算优质桑麻的原料供给，能不倍加欣慰吗？

然而，一条天然鸿沟——黄河，却是唐朝京师长安与“革命根据地”太原的最大“隔断”！鉴于此，就在提升蒲州行政建制的当年，审时度势的唐玄宗下了一道诏令——改建蒲州浮桥。同时，让兵部尚书张说担任工程总指挥。

自春秋秦国公子针开创浮桥先河以来，这座桥梁经历了多少次兵燹劫难，见证了多少次政权更迭？它一次次的复生与毁灭，都是历史发展的见证，都是华夏文明的感叹。但是，漫长的历史始终没有改变过它的容颜，没有更高的科学技术来提高它的生命质量。因而，它只能以时断时续的宿命浮荡在历史长河里。

面对蒲州竹索连舟浮桥“絙断航破，无岁不有”状况，张说深知肩头责任重大，建议唐玄宗召集群臣研究决策这一重大项目的实施方案。于是，“（上）始下群议，乃铸人、牛、山、柱，加维两岸”。黄河奔腾，激流勇进的浪花为唐朝的勇气热烈鼓掌；斗转星移，热火朝天的景象为唐朝立起了一座里程碑。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官员现场督办，物资堆积如山，烧火的似“飞廉”煽炭，冶铁的似“祝融”理炉，干活的汗流如浆，围观的人潮如堵，其繁忙浩大场景宛如天神下凡。历经三年栉风沐雨，来自全国的能工巧匠汇集在蒲州创造了一个不朽传奇。

新修的蒲州铁索连舟浮桥，正式命名为“蒲津桥”，以全新气象走进了如梦如幻的唐朝。开元盛世，凭借着雄厚国力和极高技术水平，创造了一个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从此，这座跨河之桥再不用担心春冰“流澌峥嵘”的侵袭，地方官吏再不用因为疲于修桥而遭到问责，渡河的人们再不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蒲州的天然食盐、桑落美酒、优质桑麻，也再不用发愁费尽周折地运销到两京和更远地区。

当然，这只是就其实际功能而言。若论它的文化价值则更加耐人寻味，就得深入整个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里了。首先，于黄河两岸分别铸造四尊“铁牛”为桥墩，就体现了农耕文明的精髓。牛是人们开展生产劳动的亲密伙伴。人们不仅崇拜它的力大无穷和勤苦耐劳，更敬仰它的俯首拓荒和默默奉献。这种精神，既是力量和品格，又是图腾和魂魄。几千年的农耕生活，牛何尝不是劳动人民坚韧不拔、追求进取的精神之源呢！其次，每尊铁牛身边，分别置有一个体格彪悍的“铁人”策牧，分明彰显的是和谐融洽的劳动氛围。牛的力量再大，亦须由人来驾驭，如此才会目标明确、方向稳准，才能将智慧和力量发挥到极致。再次，在铸造铁牛和铁人的同时，还特意铸造了“铁山”和“七星柱”。铁山，显然是象征之物，起稳如泰山之意。但七星柱俨然天上“北斗七星”排列，用意就有些深奥了。古人善观天象，以天文地理指导行为意识。他们认为，尊崇阴阳学说，追求天地平衡，才是生存发展和谐共生的基本原理。因而涉及建筑工程学，就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易经》曰：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既然牛在这里象征土、代表地，七星柱就自然寓意为“天”了。七星柱通体浑圆，弥罩着神秘的宗教色彩，是古人崇尚阳刚之气的反映。刚，坚也，与柔相对。以阳刚之气去克阴柔之水，体现的是古人治理水患的美好希冀。《辞海》对“刚”的解释，说它通“犅”，是“牡牛”的特殊称谓，即威猛雄健的“公牛”。可见，这粗壮的铁柱不仅是牛的抽象符号，还向人们暗示这些铁牛皆为雄性而非温顺的母牛。加上每个铁牛后轴两端精美的“莲花”纹饰，都凸显的是开元盛世莲宗教（净土宗）的兴盛气象。

以张说为代表的这一班人，经过集思广益，巧妙运用阴阳平衡之理，不畏困难，科学攻坚，铸造如此庞大的铁质“神兽”，融天、地、人为一体，集儒、释、道于一炉，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蒲津桥设施一派刚气十足的模样，敢情黄河水也只有温顺低头了。我们不得不深深叹服，唐朝改建蒲津桥是劳动人民“人定胜天”的具体表现，更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伟大创举。附着其上的不仅是闪光的智慧，而且包含着勇于创造的民族气魄。

蒲津桥于公元724年竣工后，贯通了唐朝“革命根据地”太原和长安、洛阳的通衢大道。黄河两岸铁牛系缆八根铁索，形成坚如磐石之势。铁牛造型，以黄土高原耕牛为模本，它们面朝黄河，呈“坐坡”蹲伏状列阵，圆目似怒，竖耳聆听，威武雄壮。策牧铁人，或目光如炬，或神态安详，造型各异，生动逼真。八根巨大铁索，并排连接一百多只舟船，船上平铺木板形成宽阔桥面。舟船两端，置有防护栏杆，以索链相衔接；船头绘有鹢鸟，象征着舟船永不沉没。浮桥既成，文人墨客从此经过，无不兴奋惊呼：桥如游龙，势若长虹！应该说，这是一座力量之桥，更是一座精神之桥。

当然，感慨最深的莫过于张说了。三年来，身担要职的他时常匆匆往返于长安和蒲州之间，在施工现场，人员选配，物资调集，环节流程，技术攻坚，后勤供给，哪一项不得他亲自安排和拍板定夺？当时，全国年产铁量100余万公斤，而改建蒲津浮桥铸造铁牛、铁人等铁器，就用去了90余万公斤。如此惊人的数字，可想而知当时蒲津渡口盛大的冶炼场面。尽管铁产量能够得到保障，但当时还没有大量开采和使用地下煤呀！那么，这时候用什么燃料来把铁矿石熔成铁水，就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唐朝著名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卖炭翁》，诗中老人所卖之炭当然不是地下煤，而是经过技术加工的“木炭”。因而不争的事实是，铸造铁牛所用燃料当是木炭。可那得多少木炭呀！这，还不算铁牛是怎样一次浇铸而成（专家判断是失蜡法），以及那么多的舟船和铁索，究竟是怎样在河水流动的情况下与铁牛成功连接！不敢想象，古代劳动人民克服了怎样的艰难险阻，运用聪明智慧胜利完成了这谜一样的伟大工程。

张说以文著名，如此躬身亲为、披肝沥胆，岂能不文思泉涌、饱蘸笔墨为后世留下华彩之作？既而，一篇洋洋大观的《蒲津桥赞》流传于世——

易曰：利涉大川，济乎难也。诗曰：造舟为梁，通乎险也。域中有四渎，黄河居其长。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辏，必由是也……于是大匠蒇事，百工献艺……是炼是烹，亦错亦锻，结而为连锁，熔而为伏牛，偶立于两岸，襟束于中潬。锁以持航，牛以系缆，亦将厌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间，画其鹢首，必使奔澌不突，积凌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则。原夫天意，有四旨焉。济人，仁也；利物，义也；顺事，礼也；图远，智也。仁以平心，义以和气，礼以成政，智以节财。心平则应谐百神矣，气和则感生万物矣，政成则乂文之经矣，财节则丰武之德矣。故天将储其祯，地将阜其用，人将盈其力，圣皇之道，乾乾翼翼，观艺无穷，咏功而无极。

一座浮桥，在文人笔下，华夏民族所推崇和践行的仁、义、礼、智、信都涵盖其中，这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和深深思索吗？

从此，蒲津桥成了蒲州城的一座重要设施，成了蒲州地面一座著名文化景观。

唐朝改建的蒲津桥，坚固而耐用。可惜的是，后来竟毁于金元大战。元朝建立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蒲州黄河段主流摇摆不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经过蒲州时写道：此城繁盛一如大都会，居民皆为偶像教徒。城外河面宽阔水深，不能建桥以渡。可以看出曾经多么繁盛的蒲津桥，这时候唯独留下几尊铁牛注视着黄河，静听着涛声。铁牛失去了实际作用，人们便将其称为“镇河铁牛”。老百姓说：站在城楼用目观，八个铁牛镇河湾。河神水怪吓破胆，秦晋百姓保平安。而这时候要解决水上交通问题，就只能采用舟船摆渡的办法了。到了明朝成化至万历年间，黄河倒岸更加频繁，蒲州城常常受到洪水侵袭，以致“河决关毁”，西岸铁牛落入水中。清朝末期，东岸铁牛也渐渐被黄沙淤埋。至此，黄河铁牛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成了一个传说。

1959年，新中国兴修三门峡水库，蒲州城处于蓄洪淹没区。在政府号召下，蒲州城内居民全部搬迁。城池险峻、楼台崔巍的蒲州城，沦为一片废墟。

时间到了1988年，永济考古人员根据清朝乾隆版《蒲州府志》关于蒲津桥的记载，在蒲州城遗址之西开始探寻铁牛。一年后，位于黄河故道东岸的四尊铁牛，被挖掘出土。

千年“神兽”，容光焕发，霎时就成了爆炸性新闻。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以虔敬之心观瞻它的雄伟气度，寻觅从大唐王朝奔腾而来的河流！考古专家来了，桥梁专家来了，水利专家来了，雕塑专家来了，冶金专家来了，科技专家来了……置身在黄河古渡码头旁，他们惊叹于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面对力拔泰山之势的铁牛，他们震撼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氛围里……

黄河铁牛的重见天日，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穿越到大唐王朝那个异常繁荣的开元盛世，也比较清晰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因为，中华民族深邃的文化基因，尽在古蒲州今永济展示无遗。四尊铁牛个个“一元大武”的雄姿，以及呈矩阵式的排列气度，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经专家测量，每尊铁牛身长都在3米以上，高约1.56米，重约70吨。四个铁人，造型各异，栩栩如生，分别代表回鹘（维吾尔族）、吐谷浑（蒙古族）、吐蕃（藏族）、汉族，系盛唐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见证。尤其汉族铁人，身着大翻领上衣，成了欧洲“西装”起源于泱泱华夏的铁证。

沧桑未改牛脾气，进退还凭铁骨头！大唐王朝中都蒲州蒲津桥铁牛设施，象征着中华民族的魂魄。这种魂魄，就是继往开来的精神气度；这种魂魄，就是勇于挑战，不向困难低头的顽强斗志；这种魂魄，就是善于负重前行，不怕艰难险阻的坚强定力；这种魂魄，就是敢于创新创造，不负时代使命的英勇拼搏；这种魂魄，就是追求包容团结，以非凡气度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精神。凭着这种精神，中华儿女以铮铮铁骨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传奇，书写着一段又一段精彩的历史。

古城，古渡，古桥，为盛唐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如今，作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已被国家文物局纳入“十四五”大遗址保护利用规划。相信这一重要文化遗产，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必将发挥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