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点明了人的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只有自由自觉的劳动才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源泉。人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确证人的本质，感受社会的温度，体会幸福，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的重要内容。

劳动创造了人。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作为劳动的主体，将主观世界的意识转化为现实实践，不断超越自我，趋向自由，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获得深层次的幸福体验。

劳动创造社会。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个体及个体间在劳动中勾连出的相互关系构成，是人们互动的产物。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处在一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通过劳动将个人的本质力量渗透到对象之中，以“物”的形式凝结在产品中，在普遍的社会物质交往中彼此相互依存、分工协作、各取所需，联系得以加强，文明得以延续，社会得以发展。

然而，并不是所有劳动都能获得幸福，劳动获得的幸福是有条件的。一方面，劳动要聚焦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劳动作为联系“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的媒介，不能浮于空想。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宗教虚构的幸福具有神秘色彩，过于虚幻，“现实的人”只有在现实实践活动中才能不断发展丰富自身，走向自由。另一方面，劳动要作为彰显劳动者主体性的目的而存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人们才能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当劳动仅仅作为谋生手段时，精神与肉体为外物所缚，无法自由自愿，这时，异己力量占据主导，主体性丧失。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夺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无限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劳动者被迫为资本家打工，成为资本家敛财的工具，逐渐地，劳动出现异化。在劳动异化的情况下无论怎样劳动，都不可能获得幸福。只有劳动者摆脱了劳动异化，才能获得幸福体验。

“异化劳动”并不是永恒形式，只是劳动的一种历史存在，它的形成源于私有制，源于劳资矛盾。只有扬弃私有制，破除束缚在无产阶级劳动者身上的枷锁，才能释放劳动者的自主性，回归劳动本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在那里，没有剥削与压迫，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除，大家地位平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可以全面展现并占有其本质，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消灭剥削，维护劳动者尊严。在革命时期，无数仁人志士展开救亡图存运动，为追求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劳动者挺直腰杆，为自己劳动。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驻守时，面临物资匮乏、追兵堵截等情况，形势十分严峻，于是便发起大生产运动，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开垦南泥湾，用了三年时间，将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强调，“在我们的时代里，一切光荣都是劳动的产物，不劳动而剥削他人的劳动，对于人民群众说来，乃是最大的耻辱”。党的各项事业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革命建设所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劳动人民的团结。当然，一味的劳动，缺乏休息也是不行的，要劳逸结合。毛泽东指出，“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

当今之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天道酬勤”“业精于勤荒于嬉”的朴素哲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关于劳动和劳动者的重要论述，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发扬踏实肯干、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加大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宣传力度，讲好劳动故事，让劳动的种子扎根在中华儿女心中。同时，也要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尊重劳动成果，让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付出都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在劳动中收获幸福人生。

（作者单位：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