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刚进入山西师范学院（1962年改为山西大学）中文系，就有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告诉我，中文系“二姚”可厉害了，都是实力很强的教授，都是你们晋南人。

“二姚”是指姚奠中和姚青苗。姚奠中是稷山人，教授我们中国古典文学；姚青苗是临猗人，教授我们外国文学。一听晋南人，特别是临猗人，我便兴奋不已。当时在师院的临猗人不少。校党委秘书姚师忠、体育系讲师李华岗、中文系资料员王树山，这几位都是我很快熟悉并常来往的。还有历史系主任许预甲、校长办公室秘书王葵经、中文系讲师董冰竹（当时去波兰讲学）等。“二姚”当时都在政治上遇到些麻烦，姚奠中被错划为“右派”，姚青苗因胡风问题刚受过审查。但我是班长，他们又都是我的任课老师，我与他们来往较密。

姚青苗出生的陶唐村，距我们村只有六里地，他的老伴杜青枝是耽子村人，距我们村也是六里地。他们俩已55岁了，膝下无儿无女，只有青苗弟弟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过继给他们，所以老两口见了孩子格外亲切。我经常去他家，逢好饭总是让我吃，有活我也主动帮着干。青苗先生书很多，他经常给我说：“你想看什么书尽管拿。”师母青枝虽是家庭妇女，但会用缝纫机做活，整天伏在缝纫机上忙个不停，不仅给全家四口人做，还给老家的老人做衣服。我每学期回家都帮她给老人捎东西，穿的吃的用的什么都有，真是一位孝女。

今年是青苗先生逝世20周年，此文权作对先生的纪念。

一

姚青苗先生原名姚玉祥，笔名很多，有雨霞、姚钟、王轲、白易、青苗、桑泉等，斋号“草窗斋”。他于1915年生于临猗县陶唐村的一个清末剧作家家庭。1928年由小学升入运城明日中学，1931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至1935年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出狱后至1936年在太原和作家田景福组织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1936年为躲避国民党追捕回运城明日中学任语文教师，1937年春去上海进行创作活动，结识了作家胡风、师陀、靳以、端木蕻良等。当时，他的小说《开顶》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上发表，端木蕻良代他署了笔名“青苗”。从此他多以“青苗”的笔名发表作品，随后亦将师母的名字改为“青枝”。青苗、青枝寓意年轻向上，富有活力。不久，他因母病故回故乡，在运城结识了诗人艾青等。1938年春，日寇扫荡中条山，他流离辗转于风陵渡、洛阳，后到西安，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考进鲁艺文学系。1939年夏结业后至“二战区”黄河出版社工作，不久到秋林宜川中学任语文教师，并主编《国民日报》副刊《展望》，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离开秋林去西安，在西安《益世报》主编副刊，并创办刊物《骆驼文丛》，结识了景梅九、郑伯奇、李尤白等文学家。1946年冬离开西安经上海去北平主编《雪风》半月刊和由西安迁来的《骆驼文丛》，其间会晤了挚友李健吾、丰村、赵寻等。1947年春参加北京文协工作，主要协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出版校刊和组织文艺活动。1948年秋在北大纪念鲁迅大会上与作家杨振声、冯至先后作相关报告。1948年冬离开北平到解放区，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张光年领导的文艺研究会任研究员。1949年7月以平津代表团代表身份参加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受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周扬的指示，回山西工作，到太原后即在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职。1950年春，他在山西师范学院代课，随后正式调入师院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

二

青苗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他的主要活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刀光剑影的抗日战争中。作品大多数发表在当时颇有名气的《现代文艺》《创作月刊》《七月》《文艺时报》等报刊上，如《中条山的杜鹃花》《乌鲁木齐的夜》《猫儿盖》《黄河的激流》《沙漠的死者》《野性的黄河》《马泊头》等，以及叙事长诗《被侮辱被损害的》等150余篇。其《乌鲁木齐的夜》与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被当时评论为抗日战争初期的代表作。作为在“国统区”的抗战作家，姚青苗青年时就血气方刚，以笔作刀枪，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他的作品对追求进步的青年以巨大的启迪和鼓舞。当时，姚青苗、姚雪垠、姚奔被誉为抗战时期文坛“三姚”。

194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杜鹃花》是青苗先生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先生的创作风格。作品以1941年中条山战役为背景，用“杜鹃花”象征主人公的生命与青春，以激昂、宏阔的笔调，描绘出作家的一段人生经历及与他交往的人物故事，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状写出一曲战火中的爱情颂歌，是我国当年“敌占区”文坛的重要佳作。

姚青苗先生是一位热情奔放的作家。他不仅热情于小说、评论、诗歌的创作，而且热爱祖国、热爱社会，富有家国情怀。面对蒋阎战争、九一八事变等残酷现实，他看到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屈辱，激起他抗战救亡的斗志。他是山西最早投身“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年作家之一，是奔赴延安鲁艺学习的进步青年，是广采博取、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敬业乐群的文学编辑。他通过报刊以文会友，广交作家，激励青年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

姚青苗的小说、散文、评论以及诗歌皆富有特色，是文坛上的多面手。《中国新文艺大系》《山西文学大系》《七月派作品选》都曾选编了他的作品。1988年，《山西抗日文学史》以突出的位置对他的作品进行了评述。他发表的作品很多，成书却很少。新中国成立前，结集出版的只有《黎眉小姐》《暴风雨中的两个女性》。当时，他曾和胡风拟定出版计划，还和司马文森签订了小说创作集的出版协议，因种种原因，均未能实现。直至2001年山西大学百年校庆时，崔鸿勋、崔佳和先生的儿子姚恒新编选，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青苗五十年文论》，2016年硕士研究生刘文奇撰写了《山西抗战背景中青苗作品研究》等。但是，不用说在全国，就是在山西，青苗的名字知之者甚少。这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解放后，山西的作家多来自晋绥革命根据地，且均在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山药蛋”派为主流。青苗的创作与之格格不入。其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青苗主要埋头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上，作品相对少了许多。其三，他本人多年耳聋，交流不便。庆幸的是作家段崇轩近年对姚青苗进行了深入研究。2001年，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启动了《山西文学大系》编攥。崇轩先生作为编委，承担了编选现代分册的任务，把与山西相关的“国统区”或“阎统区”作家的作品列入，这类作家有贾植芳、姚青苗、穗青、田景福等。他为了寻找青苗的《中条山的杜鹃花》前后用了近三十年时间，令人肃然起敬。

三

1948年冬，姚青苗离开北平到解放区，在河北正定范文澜为校长的华北大学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9年春北平解放，学校迁往北平，他在研究室先后认识了同搞研究工作的碧野、荒芜、苏金伞、臧克家、关露、戴望舒、黄秋池、白村等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京召开，他参加并认识了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周扬。

1949年秋，华大文艺研究会解散，道友曾动员他去河南工作，而周扬同志劝他回山西工作，并把他介绍给正在中南海开会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后他同赖若愚、王世英等领导同车回到太原。时任宣传部部长的陶鲁笳，介绍他与副部长高沐鸿相见，分配他到山西省文联工作。1950年春，他在山西师范学院兼课，暑假后又正式调入师院中文系任外国文学教授。

由文艺界到教育界，由作家评论家到教授，对青苗先生来讲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先生调入山西师院后，潜心于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新的一代。由于他有丰富的文艺斗争经历和体会，结识、熟悉国内外作家、作品，由于他把教学和科研论述紧密结合，由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踏实的教学作风，使他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他发表的具有独特见解的科研论述，深受教学同行和学生的尊重和好评。他不断追求真理，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教学信念和创作道路，在边教学边创作的实践中，焕发了文艺青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上世纪90年代末，姚先生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近百篇教学科研和评论、理论文章。如对欧洲、俄罗斯作家作品的研究，对鲁迅译本的深入探索，对当代作品人物塑造的评论，对文学上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结合的理论研究等。他的文艺理论阐述始终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创作活动，既严谨又生动，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教育内涵，对当代文艺理论建树和高校教学改革提出了极富胆识和卓见的看法。

我们入学时，形势比较稳定，教学能够正常进行。这时候我们才真正看到了各位老师的“十八般武艺”。

那时候，高校没有统一的教材，老师们的讲义，均为自己编撰的。姚青苗教授外国文学，且为外国文学教研组组长。他编写的讲义，我在勤工俭学时用蜡版刻过，印象极深，虽是外国文学，但古今中外，广征博引，资料很多，读他的讲义，仿佛读了好多世界名著。然而，由于他乡音未改，晋南话味太浓，“抓地音”多，卷舌音少，更兼说话有些口吃、吐字偏慢，加之耳朵失聪，戴上助听器还得大声对他讲话，晋南以外的学生听他讲课很是吃力，反映欠佳，常有意见。而我细心听来感到一字一句甚为清楚。特别是他讲到高尔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外国巨匠的作品时，滔滔不绝，如数家珍。细听之，字字句句都是经典描述，引人入胜。常常是下课铃声响了他还收不了场，越讲越有劲，显示出他想把知识一下子都传授给学生的情怀。

大学教授不坐班，每周几节课讲完后，时间都是自己的。这给了从小就有写作才华，半生辗转于文艺圈中的姚青苗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他一生的写作，以新中国成立为线，可分为两个大阶段：前一阶段主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写小说为长；后一阶段则突出了文论，在教学的同时，继续坚持业余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参加左联以来，便和文艺女神缪斯结成了终身伴侣。”

令人称道的是，青苗先生从考入延安鲁艺开始，特别是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开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创作道路。这在他的文论中突显出来。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几年以及到“文化大革命”从“牛棚”中出来前，写的评论并不多。大量的作品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文艺理论。如《关于文艺的形式、技巧及风格诸问题》《关于“中间人物”问题》《论文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浪漫主义的新探索》《我国新时期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几个问题》等。二、书评影评。如通过《上尉的女儿》读后，谈关于农民起义小说的特色；通过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文艺永远坚定立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通过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初探，论述关于真实性倾向性及其他。三、回忆人和事的。如《悼胡风》《怀念沈从文先生》《忆高长虹》《忆诗人艾青》《我与沈从文、丁玲和周扬》等。这些作品长则几万字，短则仅千字，多数发表在《山西大学学报》，部分发表于《黄河》《山西文艺》《太原日报·副刊》。

2001年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学校出版了一套“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学术丛书”，《青苗五十年文论》列于其中，共收入先生的作品38篇，近30万字。这是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文集，是他20世纪50年代后作品的一部分。而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抗战中的小说和散文约计150多篇尚分散于当时的报刊上，多数尚未结集出版，可谓“文海遗珠”也。

四

姚青苗自己说他是山西大学个人藏书最多的。人们都说，在山西曾任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高沐鸿和姚青苗两位是全省个人藏书最多的。

我清楚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的月工资是140多元，当工资发放后，他留100元作为全家生活费和儿子上大学、女儿上中专的费用，其余40多元全部用来买书，这是雷打不动的。山西大学所在地太原坞城路有个新华书店，书店里一位推销员几乎每天都拿着新书单去他家请他选购，同时会给他带去一大堆上次所买的新书，有精装有平装，大多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他买书这样大方，可吃饭却很简单。主食多是玉米面窝窝头，困难时期虽教授有“特供”，但主食还是以粗粮为主。菜也非常简单，很少烩炒，一般是凉拌的红白萝卜丝、大葱加青辣椒等大路菜，他一直保留老家的饮食习惯，大有“油泼辣子美得太”的乡俗。

他每次购得新书，把看过的没有收藏价值的书送到学校的小书店里转卖。好多同学在这里买到了自己需要的打折二手书，上面总盖着“青苗藏书”的字样。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开始学习篆刻。当时太原买不到篆刻刀，他知道了，去北京时，特地买了一把篆刻刀送给我。我用青石做章料（太原买不到章料），给刻了一方“青苗藏书”，虽难以下刀，但觉得用青石为青苗刻章很有意义、很值得。

姚青苗耳聋过甚，不善也不便社交，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他家有四个房间，最大的也就二十多平方米，这是他活动的主要场所。东西两墙放着顶天立地的书架，架上放满了书，有古有今，明清时期善本不少，许多版本是校图书馆没有的。南面是宽敞的窗户，北面是实墙。紧挨墙放着一个单人床，床前放着一个不大的桌子，桌上放一盏台灯。这里是他伏案写作唯一的地方。西墙书架前放着一个竹质躺椅，他每天半躺在上面读书，每读到精彩之处就仿佛进入到一个神奇的世界，兴奋得将竹躺椅摇动起来。一次，他摘掉耳机躺在竹椅上静静地看书，师母出门时忘拿钥匙，回来摁门铃，门铃的声响如同教室上下课的铃声一样，一声接着一声，敲门声亦如雷响，一阵接着一阵，左邻右舍都惊动了，可他依然埋头于书中，看得津津有味，全无知晓。实在没办法了，师母找来几个年轻人把窗撬开。好在是一楼没有费太大的周折。当人从窗上跳下开门时，他显然受到惊吓，立即站起来说：“你们要干什么！”当看到从大门进来的师母时，他才不好意思地表示歉意。

青苗先生的藏书并非摆形式，而重在阅读。他看书的速度很快且“过目不忘”。他听力迟钝，兴趣不广，一直以读书为乐事。

他藏书、读书，更在于广泛地用书。只要细听他的课，细读他的文章，便不难看出他引经据典之多之杂之广，是一般作家教授所难以企及的。

“文化大革命”中，姚青苗被关进了“牛棚”，全家也被赶出了教授楼，搬进了两间小平房内。搬家，最重要的是书，最值钱的是书，最乱最重的也是书。两间平房不要说住人，放书也非常紧巴。这时，师娘回老家陶唐村，紧赶紧盖起了三间简易平房，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儿子恒新借了辆卡车，把剩余的书全部拉回老家，用板子棚起来，放在还有点潮湿的简易房里。师母每两三个月就回一次老家，翻腾一遍书，一怕发霉，二怕被鼠咬。

“文革”结束后，山大有关领导曾与青苗先生谈，希望他能把书再搬回学校，以补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图书之缺。青苗先生找我去他家商议。看着两间小平房内堆满了杂什，老两口连上床也得先越过紧靠床边的长沙发，我眼睛湿润了，建议他们先向校方提出搬回原宿舍，不然书籍无法归类上架。此时，我已从山西省教育厅调太原日报社任编辑记者，建议得到了全家的同意。不久，先生又搬回到了教授楼原来的家，放置在老家的书籍这才被全拉了回来。

前几年，山大文学院一位院长找到我，希望我帮助做先生儿女们的工作，能将先生的藏书捐赠或作价转让给文学院。不料工作还未开展，这位院长工作有了变动，此事就搁置在一边了。

五

姚青苗常说他自己“是一个命运坎坷的知识分子”。但不论怎么坎坷，不论辗转于何地，不论从文还是从教，他都热爱故土，热恋家乡。

青苗先生出生的临晋县古曾称“桑泉县”。桑泉县南仰中条山，北倚峨嵋岭，右傍黄河，左有涑水，县城如凤凰展翅，城内有桑井甘甜，许多美妙的传说脍炙人口。青苗先生将“桑泉”作为他的笔名之一。他曾说过，以桑泉为笔名无非有两层意思，一不忘家乡，二要创作出如桑泉一样的好作品。

我上大学时，青苗先生耳聋眼花，但对家乡的事非常感兴趣。记得每次寒假或暑假结束返校，他总要问我，小麦产量怎样，村民生活得如何，临晋、孙吉的集会还热闹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每次他问我，谈及家乡事时，总把助听器调至最大，生怕听不见、听不全。

他热爱家乡，对家乡的蒲剧情有独钟。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晋南蒲剧院青年团来太原在山西大学礼堂演出，副省长王中青也来学校看戏，赵乙、韩刚、杜波几位艺术家均与青苗熟悉。姚青苗忙里忙外，曾参加相关领导对剧本和演员的讨论，发表了很好的评议。

1983年10月，我调太原市委宣传部任分管文艺的副部长，看戏是非常方便的。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晋南来了一个蒲剧团，在太原工人文化宫演出。我请青苗夫妇看戏，他们非常高兴。山西大学位于太原坞城路，工人文化宫在迎泽大街，相距有20华里。那时没有小汽车，晚上戏完后，公共汽车也没有了。我将师母青枝用自行车接到我在旱西关的家中住下，青苗先生骑着自行车来，散场后又骑着自行车回山西大学。那时他已进入70岁了，那种精神头，活像个小伙子。

不久，他即以《草窗斋备忘录》为题，写了蒲剧杂谈。这篇文章近8000字，共分19个片段。文章一开始就全面概述了蒲剧艺术的特征：“蒲剧是一种综合艺术，诗、画、音乐、舞蹈等样样都有，表现手法也十分丰富多彩，既有写实之处，也有写意之处；有心理描写，也有意识流；有哑剧和半哑剧，也有潜台词；有激昂慷慨的高歌，也有哀婉低回的浅唱，调门繁多，不胜枚举。说它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一点也不夸张过分。”他从地域特点、表演技巧、说唱道白、音乐设计、舞美装点、脸谱化装，一直到发展改革，学习中外，甚至男女旦角、各色丑角，都进行了论述，提出了意见建议。他对晋南的蒲剧爱得入迷，曾与赵树理当面辩论过，蒲州梆子和上党梆子哪个更好，处处维护家乡的尊严。

青苗先生虽在新中国成立前漂泊半生，辗转大江南北，但他后半生稳定在山西大学，仍然经常谈落叶归根。2004年11月7日凌晨3时50分，先生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不幸逝世，11月11日上午8时在该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随后火化。

两年后先生魂归故里，碑文曰：青苗先生是政协山西省第一届至第五届委员，我国著名教授、文艺评论家、文学家、作家。二○○四年十一月七日病故，享年九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