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来菏泽，我真的不知道，相隔千里的菏泽和运城的地域文化居然有着如此多的相似和关联：两地的“历山”，都传说为舜耕之地；两地的“雷泽”，都是传说中的“人祖”华胥生活之地，2024年4月，陕西蓝田、山东鄄城、山西永济三地还共同举办了“恭祭华胥氏大典”；运城是尧舜禹建都的地方，而菏泽的历史文化学者认为菏泽是尧舜禹的出生地；卫国卜子夏是现在的菏泽卜堌堆人，而他最终却在西河设教，终老河东龙门……

而我，作为一个研究万荣文化的爱好者，在一路惊叹中，走进菏泽，却有了这一次让人更加惊喜的邂逅——这就是山东郓城人侯祁。

他，是曾经的明代荣河（今属万荣县）知县。

对侯祁的了解，过去其实也就是一点点的零碎记忆，除了《荣河县志》上的官样辑录外，就是万荣后土祠献殿上那一通残碑。一个地方数千年历史，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雨打风吹之后，有多少知县能在史册中留下姓名？而侯祁却成了万荣县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个人物。

这一日，风和日丽，心情极佳，可能在潜意识中就有人逢喜事精神爽的预感。果然，迈进巨野文庙，先我之前进入大门的《映像》杂志副主编王芳女士就呼喊我：“快来看——侯祁！”大门内墙上的一块展板上，介绍的是郓城历代进士录，而我曾经的“父母官侯祁”赫然排在第八位：侯祁，字应文，明嘉靖癸丑科进士，曾任深泽县知县、荣河县知县、兵部郎中、岳州知府。顿时，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在心里一遍遍默念那一行行不显眼的文字，陌生又熟悉，平静又感慨：一官在兹几经春，只要不负苍天，总会激起后来者的浩浩思绪。

史书中关于侯祁的记载少之又少，但是，在仅有的蛛丝马迹中，却足以洞见侯祁的能力和作为。侯祁来荣河，肩负着“救火者”的使命，是因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晋陕大地震（因震源位于陕西华县，也称“华县大地震”或者“关中大地震”，但危害最严重地区当以晋南蒲州为最）。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十二日，黄河金三角区域的山西、陕西、河南同日地震，“声如雷，鸡犬鸣吠。陕西渭南、华州、朝邑等处，山西蒲州等处尤甚”（《明世宗实录》），地裂泉涌，城陷屋塌，平地突成山阜，黄河变成清流，地震强度超过8级，烈度超过11级，死亡人数超过83万人。据明朝人李开先《闲居集》记述，蒲州、荣河、安邑、临晋四地，“十去八九”，当时的潼关、蒲州死亡人数占到了全域人口的十分之七，这场地震成为人类历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地震灾害。

历史是无数个偶然组成的必然，在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总有人闪耀在历史的天空里，侯祁便是如此。地震爆发后，灾区民不聊生，嘉靖皇帝派户部左侍郎邹守愚代表朝廷深入灾区进行慰问，主要干的是三件事：一是减免赋税，发放救济物资，据记载款项实在有限，连杯水车薪都称不上，根本无济于事；二是皇帝写罪己诏，祭告山川河洛之神，这都是平民心塞言路的推责之法；三是抽调一些有能力的官员到灾区执政，部署和开展灾后重建事宜。在这样的背景下，远在太行山东麓直隶府深泽县任职的知县侯祁，被紧急调遣到河汾之地的荣河，担任知县和救灾总指挥。

此时的荣河，可以说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坏城垣及官民庐舍万余，压死人甚多，地裂泉涌，平地水深三四尺。绵绵震动不息，至次年方止”（康熙版《荣河县志》）。城垣、庙宇、官衙、民庐，倾颓摧圮，十居其半；田园或壅为冈卓，或陷作沟渠；死伤多半，疫情蔓延，更为恶劣的是，盗贼趁乱蜂起，社会动荡不安，劫后余生的百姓毫无安全可言。侯祁调任荣河，自知困难重重，压力山大，到任后以“经理筹划”为首要，制定了灾后重建的一应办法，应对时艰。当其时也，官府赈济灾民，其实是无米下炊，虽然嘉靖皇帝下诏“以地震免山西蒲、解、临晋、安邑、夏、芮城、猗氏、平陆、荣河九州县去年秋粮”，但全山西总量却未能减免，因而必然导致其他县税负加重，而且在此一年之后，朝廷就再也没有赈款的记录。《临晋县志》中收录有当时邑人王光宇所撰的《重修儒学记》一文，对这场地震略有描述，而对重修庙学的费用筹措，却明确为“财出于劝，不支费于公帑”。连官办的学堂重建尚且得不到财政支持，民宅也自然是靠不上政府了。面对此情此景，辛苦的侯祁该怎么办？

荣河县位于黄河和汾河的交汇之处，历史悠久，上古时期就属于纶邑，汉初置汾阴县，唐玄宗时期在此地发现古鼎，遂改县名为“宝鼎”，至宋真宗时期，在汾阴祭祀后土，见“荣光幂河”，又改称“荣河县”。荣河县城自古地处黄河河漫滩之上，又加之当地的沙性土质，因此，地震来袭之时，城垣、房舍之倾颓势必就比别的地方严重许多。侯祁来时，黄河水漫溢，浸淫荣河县城，不仅漂没了庄稼，而且把城墙、城楼皆夷为平地，县衙大堂、布政厅、县学等重要官署学宫，仅留基址，汉唐以来兴建的后土祠，也严重损毁。衙门连基本的办公条件都已不具备，租住在民舍中的侯祁即刻重修县府，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靠两条腿走路：一是根据荣河县在外经商者众多、富满天下的实际，发动富户捐款；再是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参与到官方机构的重建工作中来，以此来让灾民赚取生活所需及重建家园的费用。随之，他又进一步整军饬武，除暴安良，通过制定严格规定，对胆敢发“国难财”的“混子”予以严厉打击，有效稳定了时局。一时间，千疮百孔的荣河，“一切营缮，修复如旧”，回乡赋闲的明朝首辅张四维欣然为其撰写了《重修邑城碑记》，对侯祁极尽嘉勉。作为一个饱学之士，侯祁对文化教育更是倾尽全力，他以兴文为己任，重修县学，新建大宁书院，在财力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不仅聘请了大批师儒在此设教，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义务到书院讲学，为荣河的未来奠基。

后土祠献殿上的那通残碑，是侯祁留给荣河最深的印记。这块碑现在叫“龙马负图碑”或者“轩辕扫地碑”，盖因为碑的正面为“轩辕扫地之坛”六个大字，背面为“龙马负图之处”六个大字，唯其不同处，则在上下款上，正面没有上款，唯有小字为“汾脽之曲，神龙盘护真形胜地”“惧大河之北，渐以淹灭”，下款则写道：“嘉靖二十四年岁次乙已二月。”背面上款“赐进士第文林郎知荣河县郓城。”下款有“大明嘉靖三十五年岁次丙辰冬十月”等字。轩辕扫地说的是轩辕黄帝打败蚩尤之后，在汾阴脽上扫地为坛祭祀后土的事情，而龙马负图则说的是伏羲创立八卦的故事。《荣河县志》载：“旧传旧城南十里河岸上有龙马负图处，上设白马庙，明邑令侯祁题碑。”让人不解的是，一块石碑的正反面，时间却相差了十一年。有当地学者认为碑都是知县侯祁立的，大概是侯祁先知道“轩辕扫地”之事，后知道“龙马负图”之事，故分先后。

我却不这样认为。侯祁赴任荣河，是嘉靖三十四年的事，十多年前他还在直隶任上，只能是前头有人刻了“轩辕扫地”碑，侯祁来后，觉得“龙马负图”和“轩辕扫地”对荣河而言，都是非常光荣的历史，完全可以相提并论，此时又适逢灾年，于是，便求简而用，在旧碑背面勒石以记。大灾面前，万马齐喑，遍地萎靡，在千头万绪的救灾大事中，侯祁不忘刻“龙马负图”碑以志，当是以此来振作荣河民众之精神，感召灾后重建之斗志。在侯祁的心里，这或许仅仅是废墟上的一朵小花，但今天看来，又未尝不是荣河民众面对灾难时的生命力量。

不是吗？从这块碑的辗转变迁就能看出端倪来。根据《荣河县志》的记载，这块碑原本应该在“旧城南十里河岸上”（今属临猗县北赵村）白马庙内，顺治年间，黄河泛滥，大抵是白马庙也经历了水毁，此碑被有心人移到荣河县城，康熙年间又被回移至重修后的白马庙内，同治年间又逢水患移至县衙，后再重归庙内。可以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荣河人一直都没有忘记这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历史记忆。新中国成立后，碑被移到荣河县文化馆内收藏，到1954年万泉、荣河两县合并后，不知道什么缘故，碑却让人丢弃在大街，被一个叫樊顺合的先生收藏至家，后来才捐赠给后土祠。一块碑的过往，透露的是一种情怀。后来者可能早已不知道侯祁是谁，但这块碑上镌刻的历史，却总能让人在不经意间激荡起一股浩然之气，因此，纵然灾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保护此碑的使命，在荣河民众心里，却不因时代变迁而有些许改变。

侯祁的救灾，事前实际调研，考虑周密，事中事必躬亲，讲求实效，事后妥善安抚，全面着眼，应该说这样的“救火队队长”是称职的、合格的。元朝大诗人曾有诗云：“唐尧天子居上头，贤相柱天如不周。保国如瓯，驭民如舟，吁嗟赤子汝何忧。”意思是说国家有像唐尧一样的明君，还有如擎天不周山一样的贤官，这样的政府可以使国家被保护，使人民团结一心，老百姓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不正是荣河儿女对知县侯祁的评价嘛！

在万荣县秋风楼的基座上，有两处门额，朝西的写作“望秦”，朝东的写作“瞻鲁”，似乎是冥冥中的天意。“瞻鲁”的意思当然是寓意登斯楼可以远眺齐鲁，但我更愿意相信它背后有更深层的意味——那就是对齐鲁的仰望。齐鲁不仅有孔孟，而且还有多年来在万荣大地上俯身为官的齐鲁仕子。据不完全统计，仅有明一朝，由万泉、荣河两县合并的万荣，担任知县的144人中，来自山东的就达到30人之多，而且还涌现出了被毛泽东誉为“古代劳模”的莱芜籍荣河知县吴来朝、体恤民情不畏权势有“强项令”之称的新泰籍荣河知县张相汉以及侯祁等多位闻名遐迩的名宦。这是山东之荣，更是万荣之幸，不“瞻鲁”我辈岂不有愧于心哉？！

侯祁对家乡也有着深厚的感情，据一些资料显示，他在郓城古城内曾经捐资修建了科甲济美坊、金榜题名坊两座牌坊，致仕后还主持编修了《郓城县志》。作为从事方志工作十余年的方志人，我又一次感觉这次邂逅侯祁于齐鲁之不同凡响——无意间，我就切切实实地完成了一次朝圣之旅、“瞻鲁”之行。

从菏泽回来，我又专程来到后土祠的那块石碑面前，碑已是残破不堪、字迹不全，一如侯祁当年面对的荣河。但是，时至今日，碑虽残破，然侯祁的背影犹在；往事已远，但荣河的变迁可见。我想，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个强者以勇武的面孔出现，而在其身后，也会有一个又一个英贤者接力而出。兴亡谁人定，英雄古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