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所有其他原生古文明无疑是“有古而无今”，都已“烂”在历史尘埃里，只有中华文明至今依然“灿烂”，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3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为什么能如此呢？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然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衍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这片广阔的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先民的头脑里是人得以生息的一块土地，因而被称为“天下”，又因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国历史文化在独立的环境中逐渐成长和发展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体系。

中华民族赖以生息繁衍的这块土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不但可供养大量的人口，而且对天灾人祸具有巨大抗击和缓冲能力。从气候条件看，由于经纬跨度大，各地水分热量分布状况差异显著、气候类型多样；绝大多数地区处于四季分明、寒暑适中的温带和亚热带；东部地区受到季风气候的显著影响，雨量充沛。这些都有利于物种的丰富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农业生产活动。中国的“大两河”有足够宽的间隔，有多样化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在早期容易形成多个区域文明，同时两大河的中下游没有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便于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交流交融，并最终形成一个整体。如此自然资源禀赋，具备了独立自主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

中华文明体量大，足够的空间给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战略保障。西周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在黄河中下游；春秋时期，秦国向黄河上游扩张，传统的西戎之地纳入中原。秦国与楚国都曾自外于中原。春秋之初，齐桓公亮出“尊王攘夷”政治大旗，楚国就属于夷狄之邦。秦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图强，动因之一是由于被中原各国歧视而感到耻辱。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各国联系空前加强，文化差异越来越小，制度设计越来越接近。秦国完成了政权统一，到汉初中央政府大量采纳楚文化，文化统一完全实现。中国不再局限于黄河中下游，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都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秦汉之后，长江、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之本。从黄河到长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战略纵深。

汉文字载体的沟通交流作用

今天，在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无论方言口音、生活习俗如何迥异，通过共同的文字，人们可以毫无障碍地沟通思想、交流情感，这看似平常的一幕，背后是汉字这块积淀数千年的文化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殷墟遗址时指出，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汉字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遗存中的不少“符号”已经具有“文字”特点，有学者称之为早期“文字”。殷墟甲骨文，可以说是已经“成熟”的汉字，奠定了汉字的造字方法、方块形态和发展框架。西周青铜器铭文，东周陶文与盟书、简牍、帛书上的文字，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大篆、小篆及“六国文字”。秦始皇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他采取“统一文字”的国策，为维护国家统一、增加国家文化凝聚力，作出了永载史册的巨大贡献。经汉唐由小篆至汉隶、楷书，汉字成为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突出代表。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淮南子·本经训》有言：“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产生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件。就世界各国而言，类似情况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绝无仅有。由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文字历史，形成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历史文献在世界史上更是极具特色的，其中“二十四史”为全世界唯一保存的“不断裂”的完整国家主导编撰的历史文献。各地可能方言有别，但文字是统一的。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中华文明载体，对于中华文明的韧性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大一统政治制度的长期稳定

正是由于黄帝战胜了蚩尤并统一分散、混战、动荡的黄河中下游诸族邦部落，开启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先河，才最终迎来了华夏政治文明的曙光。在统一、兼并战争过程中，黄帝将众多部族融合成为一个合作与互利共存的部落联盟体，这应是中国最早的一种政权形态，为中华民族政治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融合、大统一、大发展的历史新时代。

《尚书》中提到尧“协和万邦”，大禹“九州攸同”“声教讫于四海”，说明上古先民已经萌生了“天下归一”的政治理想。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分裂、混乱的政治现实进一步激发了古人对“统一”的追求。《春秋公羊传》明确提出了“大一统”概念；《礼记·丧服四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读：“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之后，“大一统”思想因其有利于安定国家、开展治理及维护皇权，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和推崇。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导文化，“大一统”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此后，从秦汉直至明清一以贯之，历代有远见、有抱负的政治家，无不以实现国家统一为政治目标和追求。“大一统”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力作用。

《诗经·北山》篇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天下”，是以华夏中原为核心，同时涵盖“四海”的全体性概念。而“四海”就是中原周边所谓夷、狄、戎、蛮等各民族的聚集区。中国上古政治制度，将天子统治的区域按远近亲疏分为“五服”，即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其中“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他们也要与中原诸侯一样，承担相应的朝贡义务。华夏中原与四海各族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后世王朝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也从未忽视周边少数民族。这种“普天之下”广泛全面统一的思想，为统一国家的不断发展、扩大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甚至担负起统一中国大任创造了条件。

在帝位传承上，中国宫廷政治有一个嫡长子继承的规矩，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虽然也有例外，皇帝及群臣却不轻易打破这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民众在心理上也普遍接受了这一规矩。这就造成帝位传承相对平顺的局面，久而久之，国家避免了政治上无谓的巨变，间接有助于政权稳固。传统政治大一统国家政权体系主要由皇帝制度、宰相制度、郡县官吏制度及地方士绅制度构成。中国早就确立了“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和选贤举能的官员选拔制度，对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动员与管理。而以地方士绅为中心的各种社会自治体，包括渗透于全社会的同族、同宗、同姓血缘共同体，则是大一统国家最稳定的社会基础。

在改朝换代中，旧朝代无法克服面对的危机，最终在内外交困中灭亡；取而代之的新朝，接受前朝的教训，调整政策，革新制度，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在传统意识形态中，改朝换代是政治理论的一部分，这就是“革命说”。改朝换代有损益、有扬弃，往往不是否定前朝的一切，而是把革命严格限制在改朝换代的政治行为之内。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体现。努力减少改朝换代过程中的破坏性，是传统革命观的重要内容。革命成功之后，新政权迅速调整政策，变“马上打天下”为“马下坐天下”，这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一从西汉初年确定下来的理论和政策，基本上得到历朝历代的遵行。中国文化的核心政治观念从未发生动摇，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表现。

农耕经济基础的韧性支撑

早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种植粟、水稻，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农业体系，能够最大限度保障食物供给的稳定性，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坚实基础。农耕的出现使我们先民摆脱了完全依赖大自然赐予的生存状态，开始了主观能动的生存方式。农耕文明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进行生产所需的条件较少，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自给自足。虽然它的抵御风险能力相对较弱，遭遇天灾人祸往往会受到较大伤害，但其生命力极其顽强，只要有一段时期的太平盛世，社会经济很快就会恢复生机。在古代文明中，无论是渔猎文明还是商贸文明，在极其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落后的交通状况之下，其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都是极其脆弱的，往往会被一击而致命。这也是中原王朝周边的其他游牧民族时常会不断骚扰中原的主要原因，其每遇灾祸必然通过抢掠以求活命，每遇机会总想入主中原。农耕文明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根文明，生产生活方式相对稳定，对于形成稳固的共同的文化并不断延续传承是极其有利的。农耕文明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教育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而渔猎和商贸文明一旦遭遇天灾或战争，重新崛起的可能性比农耕文明要小很多，要么只能融入其他文明，要么就此消亡。比如突厥和匈奴这两个游牧民族，在与中华文明的长期对抗失败以后，就彻底地从文明视野中消失了。因此，中华文明能够韧性延续，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是最为重要的根源。我国南北农业互补，回旋余地大，使得中华文明具有非常强的抗击天灾人祸能力，拥有很高的强度与韧性。

自觉的传承意识和传承实践

中国“连续性”的文明形态还有另一个重要表现，那就是经典诠释的连续性，亦即思想史的连续性。中华元典“六经”诞生后，先秦诸子皆从其中获取养料，特别是儒家学者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旨在传承与守护“六经”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而“六经”内容本身所反映的，正是宗法社会的伦理原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价值观”。换言之，这些经典，正是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说，中国思想史的本质和主流，就是传统价值观念绵延传承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是以儒家建立的道德体系为主体的。这一思想体系，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和后世社会发展的起伏跌宕，最终确立了它在中国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在中华文明史上延续了两千余年。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符合古代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有其特殊且坚固的社会基础。一个是血缘宗族的“连续性”，一个是经典诠释的连续性，在中华文明数千年进程中，这两种“连续性”互为表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形态。

传统的连续性恰恰在于保守和创新的辩证统一。保守因素使文化传统保持相对稳定，成为维系民族文化生命的纽带，创新因素使文化传统不致凝固僵化，以期永葆生命力。中华文明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把“继往圣，开来学”和“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和民族精神，形成了“慎终追远”“慎终于始”“垂裕后昆”和“钦崇天道，永保天命”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识以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国性基质，凸显了“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和“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其难其慎，惟和惟一”的伦理价值，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内化为一种对传统的礼敬和对未来的创新等代际伦理人格，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无论商朝取代夏朝，还是周族完胜商族，胜利者都没有令前代文明灰飞烟灭，而是在尽力保存前代文明基本主题和发展模式基础上对之予以改造和发展。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既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此前的各种文献予以全面系统的整理，又针对当时所面临的“礼崩乐坏”的社会情势提出了一系列价值主张和应对措施，建立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仁学思想体系。之后，历代思想家都十分强调文明既要承前继往，更要启后开来，凸显了不忘初心和砥砺前行的重大意义。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数千年，正是得益于旧邦新命的国性基质和继往开来的价值追求。正是这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价值共识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五千年至今未曾中断且充满无限活力的灿烂文明。

（作者系平陆籍人，天津大学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防大学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