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从党史研究室拿到的党员名单，一番走访下来，一个事实令柴江斌万分震惊：抗战期间，麻村柴氏家族仅祖父这一辈，中共地下党员就有十人之多！那些硝烟与血泪交织的历史细节，随着寻访浮出水面。

一座百年老宅的“秘密”

这是一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晋南老宅，坐北朝南，屋檐一排精美虎头图案的瓦头，有几处缺损；院墙靠近地面部分剥蚀严重，露出墙砖灰蓝的本色。在季春的暖风里，老宅好像饱经沧桑的老者，肚子里装满故事，等待人们走近它。

站在并不高耸的院门前，我们用充满敬意的目光，打量着这座既普通又特殊的院落。东墙上，“农”“会”“是”三个大大的红色繁体字，氤氲着特殊年代的特殊气息，一下子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虽经岁月侵蚀，那红色依然透着倔强的鲜艳。字为楷体书写，端重方正，稳如磐石，似乎是将字帖上的字放大数十倍印在了墙上。三个字后面，显然还有内容。

“听说这上面原本是五个字，‘农会是我家’，后面俩字离地近，靠墙有时会堆放砂石砖块什么的，年头一长，就被磨掉了。”老宅如今的主人，在永济市融媒体中心工作的柴江斌，这样向我们解释。我们近前仔细辨认，果然发现字下方另两处隐约可辨的红色印痕。

柴江斌又指着红字背后的两面夹墙给我们看：“我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这夹墙里可以藏人。遇到紧急情况，挪开东厢房靠墙柜子，就看到夹墙的隐秘入口，可以进去躲一躲。”原来这屋墙与邻家院墙不是常规的合用一堵“官墙”，而是分别砌墙，两堵墙之间形成贯通南北的夹墙，夹墙朝外是封死的，封口处宽二十多厘米。柴江斌估计，东厢房屋墙薄，夹墙在那段可能更宽些，藏七八个人没问题。

2021年盛夏的一天，室外艳阳高照，浓荫满地。正在总编室审片的柴江斌，接到永济市文物局电话，通知他签订一份文物保护协议——经多方查证，他家这座院落，被认定为中共麻村地下党支部旧址，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盟会在永济一带活动的隐蔽地点，见证了一批牺盟会员、共产党员浴血斗争的历史。这也是当年中共虞（乡）临（晋）联合县委领导的四个地下党支部中目前仅存的唯一旧址。

中共麻村党支部成立于抗战时期的1943年7月。牺盟会的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山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团体。

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职业敏感让柴江斌意识到，这座他再熟悉不过的院落，原来竟有一段他完全陌生的历史。这座老宅，承载的不仅是柴氏家族的百年生活过往，收藏的不仅是他和哥哥姐姐们成长的点滴往事；那段遗落于岁月深处的红色记忆，并不只属于柴氏家族，也并不只属于目前还不太富裕的麻村革命老区。他需要重新认识这座老宅。于是，只要周末有空，他就开车回到已然闲置的老院，一待就是半天。

柴江斌先前知道，祖父柴生滋、祖母孙桂枝、父亲柴兴华，都是抗战胜利前参加革命的中共地下党员，更多详细细节，老人们在世时很少讲，他和哥哥姐姐们也所知无多。

“人到了一定年龄，可能会突然对自己家族的过往产生兴趣。我想知道，这座院子里究竟发生过什么。”

在强烈愿望的驱动下，柴江斌将目光投向这段红色历史。他找来运城、永济的党史书籍，和运城、万荣、夏县等党史机构联系，通过各种记载、资料与走访信息的互证与佐证，不断梳理麻村地下党支部的资料。

爷爷奶奶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时任永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新宝，知道柴江斌在搜集麻村地下党支部的信息，有一天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手头有个资料，对他可能有用。

正是这通电话，让柴江斌的寻访有了扎实依据，也有了更多发现——在党史研究室成堆摆放的各种资料报表中，他看到了那些永济解放前麻村党员的信息登记表。

这些纸张有些泛黄的表格，是永济党史办1986年前后对全县解放前党员的摸底情况，表格设计很详细，包含姓名、曾用名、性别、出生时间、籍贯、现在住址、入党时间及地点、入党介绍人、党内职务、主要经历、现在工作单位等详细信息。每张表格右下一栏，是信息提供者留下的一枚枚鲜红鲜红的指印，足以印证参与者对待此项工作的严谨与认真。

表格上共17名党员，其中麻村15人，分别是柴生滋、柴生湘、柴生淅、柴生泠、柴生治、柴生洛、孙桂枝、申桂香、冯玉秀、朱竹青、王小块、曹宏全、李树林、李世军、屈则伸；外村2人，一是申桂香弟弟、申家营村的申文渊，一是孙桂枝外甥女、永安村的李玉荣。

柴江斌拿着复印好的表格在村里走访知情人、查阅家谱。麻村柴姓是一个大家族，清末民初由百公里外的河津迁居该村，至柴江斌爷爷为第四世，“生”字辈。那时起名很讲究，家族男性起名除了中间字相同，第三字也要使用同一偏旁，柴生滋那一辈第三字全为“三点水旁”。因有些字较为生僻、使用时有些随意或不够规范，登记表或资料上有时会用同音字代替，比如柴生淅写作“柴生锡”，柴生洛写作“柴生乐”、柴生泠写作“柴生令”等等。

彻底弄清表格中人名与现实人物的对应关系，一个事实令柴江斌万分震惊：抗战期间，麻村柴氏家族仅他祖父这一辈，就有十人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其中6名男性，4名女性，3对为夫妻。6名男性分别是柴生滋、柴生湘、柴生淅、柴生泠、柴生治、柴生洛，皆为同族兄弟，前4人为堂兄弟；4名女性分别是柴生滋妻子孙桂枝、柴生淅妻子冯玉秀、柴生洛妻子朱竹青，以及柴生滋弟媳、人称五奶奶的申桂香。

太阳的万道金光，当头倾泻下来，晃得人不敢睁眼。柴江斌拿着表格的手有些颤抖，身体阵阵发冷似打战。那几页薄纸，似乎有着重似千钧的分量。

在那异常复杂、异常残酷、异常危险的环境中，爷爷奶奶们加入地下党，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捕、杀头！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支撑他们在那个年代不畏暗夜，逐光前行？

“柴家爷爷奶奶这辈出了十名地下党员这事，一直没人关注，因为掌握党员信息的人，不了解他们的家族关系；而村里人忙着种地过日子，对这些不是很关心。”柴江斌说。

走访中遇到的一些事，让柴江斌心生不安。他曾询问家族中的同辈或后代：听说过家里老人闹革命的故事吗？回答他的，大部分是“没听说过”或“不是很清楚”。

对住在家对门的“石桥奶奶”朱竹青——晋南农村常用“娘家村名加称谓”指代已婚女性，朱竹青娘家石桥村，故称“石桥奶奶”——柴江斌小时候印象很深：一双被裹成粽子样的小脚，走起路来捣蒜般频频点地，身体也随之左摇右晃，让人担心她分分秒秒可能跌倒在地。“石桥奶奶”喜欢抽旱烟，经常坐在院门前碌碡上，一边磕着烟袋锅，一边高声训斥老实巴交的儿子。柴江斌没有想到，他眼中火暴脾气的小脚奶奶，竟是在白色恐怖中为党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

柴江斌和村中的小伙伴，小时候见过爷爷奶奶们像别的庄稼汉一样扶犁种地，像别的农村妇女一样纺线织布，他们鲜为人知的人生另一面，被时间“雪藏”起来，不为外界所知，直至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也带走了各自的人生故事。

往事如云如烟，渐渐变得稀薄，稀薄得如这春日空气中的花香，若有若无，时断时续，如果不屏息嗅闻，如果不仔细分辨，你会忽略甚至怀疑这香气的存在。

“作为家族后人，你自己都不清楚先辈们做了啥，还谈什么弘扬红色文化。”柴江斌说话的语气尽量平静，但作者还是感到了他话语里的无奈与沉重。

工作之余，柴江斌将更多精力投入资料搜集，并发动家族成员们回忆搜集爷爷奶奶们的生活点滴，梳理后制作成短视频，发到网上。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柴江斌将十名党员爷爷奶奶的故事，制作成的短视频《我的爷爷奶奶们》，在山西省革命文物故事宣讲中获得入围奖。

接下来的日子里，柴江斌依然忙着搜集资料、走访知情人。就在搜集走访的过程中，8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裹挟着血雨腥风与烽火硝烟，渐渐清晰起来……

红色幼苗，在敌人眼皮底下“倔强”出生

1938年，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较量，在中条山北麓的虞乡县（永济、虞乡原分别设县，后两县合并为永虞县，即今山西省永济市前身）艰难展开。中国军队和优秀的永济儿女奋起御辱，寸寸山河，寸寸血争。3月7日，虞乡被沿同蒲铁路南下的日军攻陷，5月17日，中国军队收复虞乡，8月8日，虞乡再度沦陷，这方土地自此陷入苦难深重的暗夜。虞乡城南“血泪井”、杨园村活人充枪靶、麦黄董村遭劫难、蒲州城里“阎王殿”……尧天舜日的蒲坂大地，一时变成人间地狱。面对日寇的凶残，优秀的蒲坂儿女没有屈服，他们拿起刀枪，秘密组织抗日武装，打击侵略者。

为加强党对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早在1937年7月，中共运城特委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以薛克忠为支部书记的中共虞乡县临时支部（又名中共虞乡县特别支部），这是在虞乡县单独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连同上级和外地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党支部共有12名党员，虞乡自卫队分队长柴生滋是其中之一。

1953年，柴生滋在本人历史自述的开头解释，参加革命用的是假名，“因在抗日战争中，怕家人受到敌人残杀，所以换为假名张英高。”

柴生滋的组织关系，不在麻村党支部，但他是麻村较早入党的党员。“晋西事变”后，柴生滋返回麻村坚持地下斗争5年，在他影响下，一些家族成员相继入党。

正因为柴生滋返乡，才有了后来的麻村党支部，他像一枚火种，引燃了麻村革命的火焰。但也正是这次返乡，让柴生滋后来的人生之路横生逆波。

柴生滋返乡，要从虞乡自卫队改编为山西新军说起。

为提高对日作战能力，当时由共产党实际控制的牺盟会，在全省范围内组建山西新军，并将各地自卫队纳入山西新军系列。山西新军212旅主要在山西运城编成，时任旅长孙定国，山东牟平人，军事才干卓异，善做思想发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哲学研究，曾任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是一位集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1939年7月，虞乡自卫队改编为山西新军212旅56团3营。此时的柴生滋，政治军事各方面更加成熟，担任9连指导员。

山西新军使用国民革命军阎锡山部的番号和军饷，建立的是人民军队的组织体系，政治委员（指导员）为部队各级最高首长。山西新军除参加“百团大战”和山西地区反扫荡等军事斗争外，还为八路军源源不断输送大量兵源。牺盟会的裂变式增长和山西新军的迅速壮大，引发阎锡山恐慌，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阎军从背后突袭山西新军，发动“晋西事变”，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晋西事变”后，柴生滋所在部队从稷王山向晋东南太岳根据地转移，不料中途受阻，转移没有成功。为保存力量，按照组织安排，柴生滋和带手枪的其他十几名队员，暂时返回各自家乡，坚持地下斗争。

1942年，中共太岳三地委派人来到麻村，与柴生滋取得联系。随后中共虞临联合县委书记曹声宣来到麻村，向柴生滋下达了“抓紧发展党员、在麻村成立党组织”的党建工作指示。同年，曹声宣发展柴生滋妻子孙桂枝入党，孙桂枝又发展妯娌、同一大院生活的申桂香入党。柴生淅也于同年入党。1943年7月，麻村地下党支部成立，孙桂枝为支部书记，申桂香为宣传委员，柴生湘为组织委员。

麻村距日军重兵驻守的虞乡县城只有5公里，日伪的摩托车宪兵队，接到情报只消20分钟即可杀进村庄，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区域。麻村地下党支部，这棵红色的抗日幼苗，在日伪眼皮底下“倔强”出生！它的“破土而出”与之后的顽强斗争，宣示了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血性，让日伪胆战心惊的同时，也点亮了敌占区百姓心头的希望之火。

此时的柴生滋，不是一名普通党员，而是具有5年党龄、正连职务的老党员，无论从斗争经验、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分析，柴生滋更胜任支部书记职务，而根据永济党史资料记载，他在麻村党支部没有担任职务。为何如此安排，最可能的解释是：这是组织意图，柴生滋在麻村的身份，相当于上级党组织委派的驻村干部，负责具体指导支部工作。麻村的抗日对敌斗争，一直十分有效，想来这与麻村背后有上级党组织的有力指导、柴生滋的出谋划策有关。

选择在麻村成立党组织，另一原因是该村群众基础较好。抗战初期，卿头镇尚志村党员尚洛宾，以行医为掩护，在麻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住在柴生湘家并发展柴生湘入党，同时酝酿成立了贫农小组。本村青年薛步礼、薛联斌，分别在运城、芮城加入党组织。另有刘登科、杨永照等十多名麻村青年，志愿参加山西青年决死队和虞乡人民武装自卫总队。这些满腔热血的青年人，留在永济党史文献资料中的记载，不过片言只语或只有姓名，更多史实已无从打捞——太多的凡人往事如黄河细沙，湮没于幽暗隐秘的历史河床深层。

柴生滋家成为当时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落脚点和主要活动地点。家里北房的二层阁楼，距地面3米左右，可容十多人藏身，曾经藏过地下党员和受伤休养的干部。

如今，西侧阁楼已拆除，东侧阁楼还保留着原貌。笔者在主人陪同下，沿着扶梯上到阁楼，只见阁楼地板距屋顶约两米，面积与底层等同，空间很宽敞；由于阁楼外侧的彩色木格围挡和仰视角度所限，若藏身阁楼内侧，立于屋内地面上的人，确实很难发现阁楼上面的秘密。

1945年8月，组织调柴生滋回太岳三地委根据地工作，柴生滋再次离开家乡。唯一的儿子柴兴华，刚满17岁，也跟着父亲参加了革命。根据另一党员柴生治的回忆材料，当时为蒙蔽敌人，还上演了一场“假出殡”：按照柴生滋安排，在他离村几天后，有人找到妻子孙桂枝报丧，说他过黄河赴陕西寻找干亲途中不幸落河身亡。孙桂枝假戏真做，大放悲声，在家中搭设灵棚，亲朋好友都来吊唁，每逢节日也焚香祭奠，村民都信以为真，掩护了柴生滋顺利转入敌后工作。

1948年，在闻喜后宫整党中，有人提出柴生滋“晋西事变”后返回麻村，不能提供书面手续，说他是思想动摇，给予降职处分，将党龄减少7年。后经查实证明，柴生滋返乡确属组织安排，于是很快恢复了他的党龄和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柴生滋任永济县劳动局局长多年。

柴江斌说，爷爷是提前离开工作岗位，原因竟然是不愿被提拔。

有次组织找柴生滋谈话，想提拔他到副县长岗位上工作，柴生滋觉得为难：作为党员，从来都是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可他担心自己只有初中文化，不能胜任岗位要求，会误事。“那个同事整天拿本字典背，我文化赶不上他。”他干脆铺盖卷一卷，骑上那辆旧自行车，回了麻村。柴生滋懂些中医，村民有头疼脑热的找他，他就配些冰片之类，免费给村民治病。

给官不当，在时下人看来会觉得难以理解，甚至有些匪夷所思，但老革命柴生滋想的是：自己当不当官，不要紧；不能误了党和政府的大事，这个要紧。

1984年，柴生滋在麻村病逝，享年76岁。

“爷爷的履历表上，证明人高功叔、薛克忠、贾启允、曹声宣、任明道，都是从河东走出的老革命，百度上可以查到。爷爷带领家族成员群体入党，我觉得爷爷很伟大。”柴江斌通过微信发来爷爷的履历表，如是感叹。

“掺沙子”与惩戒汉奸

抗战期间，虞乡县城有日军一个中队驻守，另有相当营建制，包括5个中队的日伪虞乡警备大队。麻村距离虞乡县城很近，是日伪统治的核心区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成立后的中共麻村地下支部与日伪敌顽斗智斗勇，战果丰硕。

为争取民众对抗战的支持，麻村的地下党员们采取“掺沙子”办法，把党员和积极分子选进麻村权力机构，取得村庄大事话语权，然后发动群众开展“合理负担”运动，减轻贫农负担。

麻村位于交通干线同蒲铁路以北、虞乡县城东北方向，村庄周围有弯弯河、姚暹渠流过，地势低洼，多盐碱滩涂，每逢雨季，村庄常常被淹，庄稼收成没有保证。当时，“南府”为日伪政权，驻虞乡县城；“北府”是阎顽政府，流亡在临晋、万荣。日伪蒋阎以及地面上的大小土豪流寇，都向农民伸手，苛捐杂税繁重。起初，村政权为地主乡绅掌控，税赋按地亩均摊。“富占流油田，穷占烂碱滩”，地主乡绅为转嫁负担，手中只留肥田，将贫瘠碱地连带必须缴纳的“上粮”租给贫农耕种，贫苦农民负重如牛，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党员与积极分子分头串联，争取选票，让党员柴生淅当上村长，入党积极分子柴生治当上闾长。“掺沙子”成功后，他们开展“合理负担”运动，把按地亩摊税改为按土地数量、好坏征收，减轻了贫农负担。在征缴上，他们对日伪“南府”软磨推拖，敌人催得实在紧了，就送上一些；对阎顽“北府”，则明送暗截，当运粮车路过村北滩地时，扮成匪徒半路截走。

为铲恶除奸同时又保护地下党组织不致暴露，麻村党支部授意抗日骨干结盟为“七兄弟”开展活动，“七兄弟”包括麻村柴生淅（老大）、柴生治（老二）、柴生泠（老四）、曹宏全（老五）、许增谋（老七），另有在麻村开肉铺的北梯村孙致文（老三），在麻村扛长工的大屯村阎学仁（老六）。

有个姓王的便衣汉奸，经常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奸污妇女。这天他又到麻村逼款。村长柴生淅与闾长柴生治商量，天黑后要趁夜色把这个祸害除掉。柴生淅先把汉奸带到村公所，热情招待。不一会儿，柴生治来了，对汉奸说：“房子安排好了，我领你去休息吧。”两人把汉奸带往柴生淅家。刚进大车门，柴生淅猛地从后面把汉奸拦腰抱住，门后闪出柴生泠和景恩选，一个用烂布塞住汉奸嘴巴，一个用麻绳套住汉奸脖子。麻绳飞快地拉紧，汉奸挣扎没几下就软瘫倒地。4人把汉奸尸体抬到胥村北洋井跟前，捆上一块大石头，扔进废弃的旱井中。后来鬼子派人到处搜寻，终无结果，只得不了了之。

麻村另有一个汉奸，在日伪警备队当班长，酗酒好色，胡作非为。当年秋雨连绵，到处水汪汪一片。一天深夜，闾长柴生治把他捆绑起来，投入水中淹死，第二天以“酒醉夜行迷路，失足落水身亡”呈报，瞒过了敌人。

除奸铲恶，让麻村村民人心大快，麻村成为中条山下的“微缩版”根据地。1947年2月，上级组织通知麻村党支部，做好解放虞乡的全面准备。支部发动30多名青壮年分头准备粮草，又派人将县城周围地形及城内敌情侦察清楚。4月22日，战斗打响在即，前线指挥部就设在麻村。太岳第五军分区指挥员王墉、陈捷弟及后来担任永济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郭久长，傍黑时来到麻村，部署战斗安排，第二天一举解放虞乡。

麻村党支部，是日伪无法剔除的肉中刺，是滩地最耀眼的那片红，是麻村人心中如巍巍中条般牢靠的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