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永济市文联主席杨孟冬创编、永济市蒲剧团排演的新编古装蒲剧《还阳珠》正式与观众见面。该剧师古而不泥古，既有传统蒲剧的思想、技艺传承，又有饱含时代气息的文化魅力，丝丝入扣的剧情和丰富饱满的内涵，值得戏迷细品慢赏。

明末清初戏剧理论家李渔曾提出“结构第一”的戏曲理论，并从立主脑、减头绪、脱窠臼、密针线等方面进行阐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学界关于李渔“主脑说”的具体含义，一直言人人殊，归纳起来，大体包含三个层面，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一人一事”和对戏剧矛盾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契机”。而这三个层面，在《还阳珠》剧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李渔《闲情偶寄》载：“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还阳珠》的“作者立言之本意”，据编剧杨孟冬介绍，旨在创作一部“浅显易懂”的新编蒲剧，让当地老百姓“爱看，看了有收获”。该剧以明嘉靖年间蒲州一带的政治、经济和人情社会为背景，加以神话的手法，讲述了民女刘玉英果敢英勇、为母申冤、为己抗争的故事。其中所蕴含的惩善扬恶、义薄云天、情比金坚的道理，是晋南人民在蒲剧戏曲中熟稔于心的价值认可和追求。事实证明，这部“浅显易懂”的新编蒲剧，无论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对作品的艺术构思，还是剧作上演后取得的观感效果，都可说是立起了一部剧作应有的“主脑”。

“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只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具属衍文。原其初心，又只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这段话是李渔“主脑说”的第二重含义，即“一人一事”。李渔的这一主张并不是说剧作只能描一人、写一事，而是要求剧中的故事情节围绕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展开，而且事件之间要相互关联，“针线紧密”“照应埋伏”“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还阳珠》剧中虽有刘玉英、张济、龙生、条阳道长、马胡、罗三等主次、大小人物三十多个，但毋庸置疑刘玉英是主角，整个故事是围绕她展开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环境也是通过她的遭遇而呈现出来的。情节中虽也有“二堂叙话”“乔装私访”等不以刘玉英为主场的部分，但毫无疑问都是因她而在行进、因她而在编排。恰如《西厢记》之“拷红”，张生和莺莺虽不在场，但无一字、无一句不和他们有关。《还阳珠》的这种“一人一事”的叙事结构，像它的思想主题和情感一样，也是一种“浅显易懂”，这对于戏曲的舞台表演来说是恰当的，对于观众的戏曲接受水平来说也是必须的。

李渔“主脑说”的第三重含义，是这样表述的：“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如……一部《西厢》，只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只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这段话的主张是说对戏剧矛盾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性情节，也是一种“主脑”。李渔以《西厢记》为例，指出“白马解围”虽不是贯穿全剧的主要情节，但是在剧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使戏剧情节发生了转折和跌宕，大大推动了矛盾冲突的发展，不仅成为张生把相思变为姻缘的重要契机，而且使得这部剧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套路，使“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按照这样的主张，《还阳珠》中的“吞珠还阳”便是第三重“主脑”。刘玉英携母亲卢氏在投亲路上被罗三调戏，卢氏为了女儿与罗三辩理，却遭马踏身亡，刘玉英被逼跳崖自尽，龙王之子龙生用“还阳珠”将刘玉英救活。面对故事刚开始便似戛然而止的局面，观众心里是紧张的，也是疑问的。按照以往观看蒲剧的经验，很少有人想到“还阳珠”这么快就出现了，而且贯穿始终，既使得刘玉英的生命“还阳”，又使得社会期待已久的公平正义“还阳”，是名副其实的“还阳宝珠”。剧作在此设定的“吞珠还阳”情节，一方面使主要人物刘玉英的性格命运具有一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丰富了情节和主旨。剧终时，刘玉英为母申冤成功，龙生为蒲州大地降下甘霖，张济惩恶除奸、造福一方，最后龙生幻化成仙，刘玉英看庙相伴，故事达到了情深、义重、理真、法显的多重效果，观众满足了审美期待，戏曲实现了高台教化。

和“立主脑”密不可分的是“减头绪”“脱窠臼”“密针线”。《还阳珠》严格地根据“主脑”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情节和结构，尽量谨慎地、节约地设置人物角色，让每一个角色都有着鲜明的、特定的形象和性格，大刀阔斧地删去一切不符合主脑需要的关目、人物乃至道具，确保“主脑”突出，真正地立起来。“密针线”方面，《还阳珠》的情节事件在内在衔接上都是经得起考量的，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条阳道长”的人物设定。前几场戏中，“条阳道长”只是站着，没有说话，直到“张济”乔装私访时，“条阳道长”才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介绍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让“张济”恍然大悟，也让观众明白了编剧的创作意图。“脱窠臼”则自不必说，“还阳珠”的巧用是其一，“二堂叙话”也是一种创新，若没有这一场戏，故事情节则过于紧张直白，不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易导致一泻之下的单薄和急切。

除了结构上的“立主脑”，《还阳珠》还真正立起了清廉为民的蒲州知州张济的形象。可以说，这是这部剧作的“主脑”之“主脑”，也是最符合观众呼声和期待的“主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