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盐池（宋称河东解池）历史悠久，资源丰盛，文化底蕴深厚。“古惟集工捞采，收自然之利。李唐以后，有治畦浇晒之法”（《河东盐政汇纂》卷一）。这种方法改变了“天然印成”的原始方法，使河东盐产量大幅度提高，曾一度占全国总赋税的六分之一，盐税的四分之一，成为宋代的主要经济支柱与命脉。

一

“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也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宋史·食货志》）。官卖、商销，全国没有统一制度，由产盐地州、郡自行其是。河东盐产由官办，官府征集盐池附近州县民夫从事生产。盐池归州郡管理，只是宋初的措施，开始在河东设立制置解盐司管理东西两池盐务。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以解州刺史周训兼两池制置使，解盐制置始见此”（《中国盐政沿革史》河东卷）。此时，由于私盐泛滥，设立护卫盐池的缉私盐警部队“募巡逻之兵百人，目为护宝都”（《宋史·食货志》）。

宋仁宗庆历年间，太常博士范祥变盐法，河东解池盐务由陕西转运使兼管，后又设立河东转运使。

“祥，通陕西盐法，行之十年，岁减榷货务使缗钱数百万，其劳可录。”祥者，范祥是也，字晋公，邠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进士及第，自乾州（今陕西乾县）推官，迁殿中丞、通判镇戎军（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后历知庆（今甘肃庆阳市）、汝（今河南平顶山市）、华（今陕西渭南市）三州，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后任解盐制置使等职，是著名的盐法改革家。

范祥注重经济，善理财赋，通晓解盐（即运城盐池）的经营利弊。庆历四年（1044年），他建议改革盐法，制定“盐钞法”，亦称“钞引法”，由交实物改为交钱买盐钞（盐引，古代食盐运销许可凭证），商人凭盐钞购盐运销，官则用所得之钱收购粮草，朝廷采纳，但却遭到榷禁派官僚何郯等人的坚决反对，未能实施。一直到了庆历八年（1048年），范祥任提点陕西刑狱公事，兼制置解盐，累迁度支员外郎，权转运副使，在包拯的鼎力支持下才开始执行。包拯在新法的立场上，支持“盐钞制”，特向仁宗帝奏称新的“盐钞法”“久而终成大利”。并奉仁宗之命去陕西路视察解盐的改革情形。包拯会同陕西路转运使魏瓘等人，帮助范祥制定新法细则，使盐钞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包拯视察结束后，向仁宗帝详细汇报了范祥的推行状况，强调了盐钞法切于时务，百姓拥护的可行性。他在奏章中写道：“通商新法正在改进，前途可观。只如陕西自有解盐之利，若尽以付与，令置粮草，一二年后可全减榷货务每岁现钱银绢等五七百万贯。”“若仍轻人言横议，不究本末，图目前之利，忽经久之大计，窃恐难以善其后也！”包拯义正词严，有理、有据、有力地打击了以何郯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包拯的实地考察和大力支持，使仁宗帝坚定了维持通商新法的决心，明确降旨宣谕，解州盐法仍由范祥依例而行。

在宋代，盐利占全国财政收入中的百分之三十，而解州盐池盐产量占全国盐产量的百分之四十。解盐盐法是北宋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范祥“晓达财利，建议变盐法，后人不能易。小有增损，人辄不便”。宋人沈括记叙说：“陕西颗盐（解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今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按照范祥的“盐钞法”，过去实行官运、官销地区均实行商运商销。第一，免除百姓服盐役的痛苦；第二，盐价、课税合一，手续简便易行，调动了商贾运销的积极性；第三，增加了国库收入，解决了边塞的军费需要。“范祥领置解盐，始钞法，初年课一百二十万，末年一百六十五万。”“盐钞法”于国、于商、于民均有利，他的盐政改革对后世影响很大，因而被今日学者推崇为中国历代治理盐政最卓有成效的人之一，百姓称他为宋代“财神”。

“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也就是说，解州盐池不能发挥效益，主要是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从中渔利的结果。范祥改革陕西盐法，制定新的钞盐制度将官营、官运改由商人交钱领钞券，凭钞券到解池贩盐，自行销售。这种经营办法受到商人和百姓的欢迎，又使国家每年可节省运输费数百万缗。其制度推行了十年，“后人不敢易，稍加损益，人辄不便”。这可以说是宋代盐法的较大改革，因为切中时弊，上有利于国，下不病于民，故堪称成功的典型例证。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有记载：“行之数十年，至今为利。”希望推究范祥的功劳，稍加赏赐褒奖其忧国之心，让天下百姓都知道范祥虽然死了仍享受皇帝的恩泽，从而提倡范祥忠义的气节。“朝廷于是下诏追赠范祥秘书，录用范祥一个未做官的儿子做官。”

二

著名的耿介大臣包拯担任陕西转运使时，兼理河东盐务。由于他坚定不移地支持范祥变革解池盐法，成效显著，后人感其政绩，在解州东门外立包拯旧治碑。

据《宋史·食货志下（一）》记载：“有司议勾收白地，禁榷铁货，方田增税，榷酤增价。”说明宋代针对盐采用的还是“榷禁”制度，禁止民间私自贸易盐铁绸茶酒等物质，即由官府经营生产和销售，不允许通商，不允许私人贩卖食盐获取丰厚的利润。

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陕西路置永兴军路，河东盐池属之管理，也称为“解池”。解池又不同于其他地方盐池，是天然结晶，集工捞采，成本低，产量大，地理位置特殊，处于中原地带，供应全国三四十个州郡，但运盐的搬运任务官府让当地百姓无偿承担，运送过程中产生损失，也由承担搬运的百姓来赔偿，否则就会被披戴枷锁，关进牢房。当事人若是逃跑，便捉拿他的家人顶罪，弄得千家万户惶恐不安。加之生产和销售的官员之间相互勾结，损公肥私，使得国家利益大量被收进经营盐业的官员和地方官府官员的腰包。庆历四年（1044年），在汝州（今河南平顶山市）做知州的范祥，便提出了解盐的改革方案。

一是产销分开，原先官营销售改为通商，让商人自由贩卖；

二是原先用实物换盐的做法改为票券的方式，减少运送成本；

三是防止西夏的“青盐”倾销内地，先由商人运输，再卖给官府，由官府统一销售；

四是有盐商暂时去不了的地方，继续由官府销售，旨在保障民生用盐。范祥的解盐改革方案，商人持观望态度，贪官暗中捣乱，朝廷也不批准实施，盐法改革方案，一拖就是4年。

庆历八年（1048年），包拯一连上了3道奏折《言陕西盐法》，坚决支持范祥的解盐改革法案。在奏折中，包拯结合自己两年前在陕西担任转运使的经历，向朝廷阐明旧盐法的危害性。他说：“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旧法虽能给国家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民困兵疲，新法虽减少国库的收入，但可以保养民力，“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包拯受皇帝指派，再度进陕，“臣奏敕差往陕西相度盐法，自入陕西界，沿路访闻”，了解百姓对食盐销售的建议和意见，从而确立了盐法改革是“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理甚灼热”的好盐法。

包拯在陕西转运使（辖境约今陕西、宁夏长城以南，秦岭以北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地区）任上，光明正直，不徇私情，他曾提出“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三者不失”的经济政策。经管解州盐务，曾经筹划解盐生产、运销制度，以畅通商贩，增加盐税收入，国家、军政费用等方面，调理得当，官民称颂。他为了支持范祥的解盐改革法案，力排众议，使皇帝最终下定决心，下令陕西路的盐法按照范祥的方案执行。包拯又继续上奏皇帝提升范祥职务，因为范祥知晓解盐法的利害，事权归一，才能有望早见成效。

仁宗皇佑初年（1049年），范祥（任解盐制置使、太常博士）改革解盐制度遭到榷禁派官僚何郯等人的坚决反对。此时，包拯已任三司户部副使，在新法的立场上，坚决支持盐钞制，向仁宗帝奏称“盐钞法”，实施后“久而终成大利”。他会同陕西路转运使魏瓘等人，帮助范祥制定新法细则，使盐钞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一年后，解盐的财税收入多达221万贯钱，两年后又为朝廷创收215万贯，比改制前官销每年增加盐利收入几十万缗。

解池盐法改革成功后，盐工和解州民众在解州东门口立碑一通，以示对包拯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