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吉平

我崇拜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是文学巨匠，更因为他是一位有骨气、有远见的大师，是中华民族的一段脊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先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他的那些散文、小说、诗词等曾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

他的作品辛辣干脆，嬉笑怒骂，幽默风趣，既有深沉的严肃，也有深重的悲怆。早在学生时代，他笔下的少年闰土，便走进了我们孩童的内心：捕鸟雀、捡贝壳、捉小鱼、刺灰猹……给了我们一个乡土世界。

一

前些天整理旧书刊，再次拜读先生的《故乡》，这篇小说约莫五千余字。在深冬时节，“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这个萧索的荒村，二十多年也没有大的改变，而此刻改变的却是自己的心情——因为要变卖老屋，搬到城里去了，这次的告别或是永远。

在文中，先生具体描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刻薄的杨二嫂，一个是麻木的闰土。杨二嫂早年以“豆腐西施”闻名，如今以“凸颧骨、薄嘴唇的圆规”出场：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50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尖利、怪声、抬起头、吃了一吓、凸颧骨、薄嘴唇、搭在、张着、愕然、抱过”仅仅几十个字，就将一个“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特征刻画得栩栩如生。

另一个是少时的玩伴闰土，二十年后再见面时，让人感慨：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兴奋、挡着、回旋、吐不出、站住了、欢喜和凄凉、动着、终于、分明”，仅仅这几十个字所蕴含的情感张力，就足以让人内心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息。那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勇敢的少年，那个在金黄的圆月下，在一望无际的沙地上，项带银圈，手捏钢叉，奋力向一只猹刺去的少年，在岁月的磨砺之下，最终成了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的木偶人。

仅凭寥寥数语，就将两个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刻画得十分精妙，这就是先生的过人之处。

二

上学时学习这篇课文，体会不到社会的巨变对每个个体人生命运的影响，如今再回头读这篇文章，就有了不一样的视角。

年轻的杨二嫂，美貌就是资本，她用美貌换取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可当时光逝去、容颜不在后，没有人再去杨二嫂的店里打卡、买豆腐，她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经济利益也只够糊口而已。然而，年轻时的辉煌给了她太高的起点，也让她有了太多的期待，繁华散去，门庭冷落，自负甚高的她怎么能接受得了如此大的落差，怨气和不满滋生就自然而然了。于是她在出门的时候，顺手把先生母亲的手套塞到裤腰里。几天后，还把喂鸡的笼子抢走。估计灰堆里的碗碟，也是她偷偷埋下的。

少年的闰土，不懂天地之差，不懂人世沧桑，所以才能面对同样年少的先生，没有骨子里的自卑，开开心心玩到一块。然而，人到中年，遭遇各种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让这个英武的刺猹少年一下子变成了苦命的木偶人。这时的他，有八张需要养着的口，面对当年的少东家，他没有了少年时的锐气，变得畏畏缩缩，不敢有任何不敬，他开始懂得规矩，开始明白道理，这仿佛是他的宿命。

人为什么会变？少年的时候，我们还对此懵懂，长大后，我们才知道，其实这就是生活，就是社会。

社会的本质就像一块粗粝的砂纸，在每个人身上不停地打磨，将一切有棱角的地方打磨平整，没有人能逃脱得掉。杨二嫂和闰土不是天生这样的，他们都是经过了岁月的打磨，才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或许，如今的模样，也是他们曾经所憎恶的样子。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回到故乡，也就是回到儿时的梦中，然而，一切物是人非，萧索的荒村，没有往日的活气，心中自然感到无限的凄凉。更让人难过的是，所有曾经熟悉的人和事，如今有了既近又远的错位与隔膜——故乡的人们带着一种既势利又羡慕的眼光打量着衣锦还乡者，而回归者永远怀着一种浓郁的乡土情结来期待故乡的温情。这种熟悉与陌生、错位与隔膜，也是一代一代远离故土的人们思念故乡，怀念乡愁，感慨儿时熟悉的、几回魂牵梦绕的故乡，变得日益陌生而遥远的原因了。

三

说到底，每一个背井离乡，到外面打拼的人们，无非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更现代的文明，更能实现理想的栖息地罢了。他们和生于斯死于斯的故乡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命观念，犹如两条相交的线条，从过去到未来，向着巨大的时空方向无限地背离。这种背离也并不因我们的一厢情愿而有所改变，正是残酷的生活、无常的命运将人们推向了不同的人生轨道，并且越走越远。

我们这一代，有许多人和先生一样，也是走出乡村，走进城市，是名副其实的“城一代”。他笔下萧索破败的故乡、刻薄势利的杨二嫂和唯唯诺诺的闰土，我们似曾相识，也感同身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们如此努力也是希望让子孙后辈过上“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生活。

就像先生说的那样：“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写于1921年，如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中国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先生笔下的杨二嫂和闰土，似乎在我们的故乡仍然存在。那种无论在城市打拼得好坏，仍然期待超越经济利益，期待打破这种错位与隔膜的努力仍然存在。

近年来，我读过很多写回乡记、谈乡情、记住乡愁之类的文章。然而，当我再次拜读先生的《故乡》之后，不得不佩服，相较于当代人写的略带矫情与浮夸的文章，先生一百年前所描述的真情实感要立体得多、质感得多、走心得多。在这一点上，对先生和他的《故乡》来说，是超越时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