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在中国历史上对人主顶级的称誉那一定是“尧舜”，古代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化，而在儒家文化圈中，无论是被“比作尧舜”还是称其“尧舜再生”那一定是无上的赞誉。

随着中国历史发展，皇权不断提高，“尧舜”这一称呼也逐渐流于形式，成为官方问答样本，即使皇帝听了不一定舒服，但一般做臣子的都会称其主为“尧舜”。一次唐文宗问当值学士周墀：“我可比作前代何人？”周墀答道：“陛下可比作尧、舜。”唐文宗叹息道：“我怎敢自比尧舜，你看我像周赧王、汉献帝吗？”周墀说道：“这都是亡国之主，他们怎么和您比？”唐文宗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而我受制于家奴，这样看我连他们都不如！”即使唐文宗遭到了宦官的欺辱，但大臣仍将唐文宗比作尧舜。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尧舜在古代赞美言词中有着极高的价值。

历史中的尧舜及后继者禹的记载，主要出自《史记》，后世人们通过《史记》了解三位圣人的事迹，再通过儒家经典中的道理，交织产生对尧舜禹时代的膜拜。可以说在儒家学者的心中，尧舜禹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

《史记》之中有太多信息值得推敲，一些上古事迹或者说是司马迁对人世间的理想，都投入在《史记》之中。司马迁与他的偶像孔子有着同样的追求，而这些细节则隐含在《史记》的叙述及笔法之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昇系统梳理了自己对《史记》的认识，并将其结集出版为《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

作者希望现代读者在读《史记》时，能寻找到阅读的方法。毕竟完全按照原著来读，可能读者早早就失去了兴趣。而我们要读懂《史记》，需要从中了解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不仅要看清楚哪些是历史的建构，还要看穿这些建构的人文理念、各个历史时代的思想意识，乃至通过历史建构树立起来的文化传统的导向和目的，洞彻思想的来龙去脉和文化传承的历史依据，去伪存真，提取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要素。这样才能读活《史记》。

作者阅读《史记》时，并非将千年前的古籍当作不可挑战的权威，而是基于现代常识和文献比较去印证自己对《史记》的质疑。书中提到《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与真实历史可能有差异，真实历史上的“五帝”很有可能是各个地方部族的首长，如《左传》中的“五帝”之间就没有血缘关系。但司马迁为什么要将“五帝”拉到一个血脉谱系之下，这种虚构的关系反映了什么，恰恰是作者最为关注的。

用血缘串联起“五帝”的关系，反映出民族融合的进程和基本原则，必须给予各地部族首长以领袖的“帝”的地位，并且必须阐明大家从各个部族走到一起，未来就是一个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周边民族不断融合，用虚构的血缘维系起这条纽带，最终将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思想其实是实现了大一统的汉朝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和从秦朝失败的教训中汲取的。汉朝摒弃秦朝失败的民族统一政策，以上古时期的民族融合为模板，以国家为基础构建共同认可的“国族”，从而将境内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融合为“汉族”。司马迁处于西汉鼎盛时代，作者认为《五帝本纪》正是这种民族融合政策在历史记载上的反映。

在民族的融合中，一种独有的价值逐渐体现出来，就是前文所说的以“尧舜”为代表的价值观。这里透露出司马迁的理想，为帝制所害的司马迁，看到了权力不受制约的坏处，因此更加怀念上古时代宽松的政治氛围。他整理历史，希望构建出理想的政治伦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理论。司马迁没有采用尧舜禹三代继承发生流血战争的说法，坚持权力的交接是通过选贤任能的禅让而传递的，从而构建出美好的政治理想。

书中在讲述尧舜禹时，反复提及中国历史开端不具有神性，强调人文，而作为人文事迹，尧舜禹则代表着人类最初的美德。由此，我们能看出司马迁在树立一种价值，那就是天下为公、四海一家为大原则，法天则地、仁慈谦恭、孝悌包容、勤政建功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包括了两大项就是品德与功绩。用品德和功绩代替神，构建世俗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成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原则，并且通过尧舜禹以禅让方式交接权力，突出了品德与功绩在世俗社会的价值。

所以在后世当人们提到，君王可“比作尧舜”，或是“尧舜再生”时，则是在夸奖君王的品德与功绩是众人心服口服的，是超于常人的。当然，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品德与功绩都要置于人们的审视之下，这形成了对权力的约束，但也造成了政治焦虑。个人品德成了政治斗争的武器，在内卷之下，道德标准不断提升，最终走向了非人的高度，成了可以攻击一切的道德武器。对功绩的追逐成为另一个合法性焦虑，人们陷入只有不断地工作、创造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陷阱，为满足不断加码的功绩审视。这就造成了有些追求功绩的人，认为即使乱作为也好过不作为，导致价值上的狭隘。

可以说这本书虽然是在讲《史记》，但是并非陷入原文字句中，而是在故事现象中思考，带着现代人纵观历史横向对比的思维，将《史记》中那些隐藏的内容，和后世的发展串起来，重新审视《史记》在中国人的思维、价值等方面产生了多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