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琪瑞

《颜氏家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邺城有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博士，到集市买驴。在付完钱后，博士要求卖驴人写一份契约。

卖驴人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纸，都没提到“驴”字。

卖驴人等得不耐烦，轻蔑地说：“你只要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卖了一头驴给你，收了你多少钱，不就完了？怎么还没完没了写了整整三张纸？”

围观的人哄笑不已，博士也自觉没趣，忙牵着毛驴灰溜溜地走了。

《颜氏家训》的作者举这个例子，是希望后代写文章讲求实事求是、言之有物，摒弃无病呻吟、空洞无物的顽疾。

北宋初年有个文臣赵邻几，知识渊博，善写文章，每次构思，必正襟危坐，下笔数千言。他曾作《禹别九州赋》，长万余言，时人争相传诵。

但这个文章老手，在为朝廷起草公文时，却也篇幅冗长、文辞累赘。他把写赋的才能用到写公文上了。

明代一个叫茹太素的官员，犯了与赵邻几同样的错误，且他的遭遇更加曲折。

担任刑部主事的茹太素，每次上奏章动辄近万言，且语意艰涩，明太祖朱元璋看到他的奏章就头疼。

有一次，茹太素上了一份陈时务书。因为篇幅太长，朱元璋懒得看，让别人念给他听，但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朱元璋大怒，令人将茹太素打了一顿。

第二天，朱元璋又想起茹太素的奏折，耐着性子听完后，认为奏折最后提出的五条建议不错，并采纳了其中四条。

明明几百字就能把问题说清楚，茹太素非要洋洋万言，误时误事。赵邻几、茹太素都是文采不俗之人，下笔千言对于他们不是难事，但不分场合地炫耀文采，则体现出他们缺乏文体意识。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正如“三纸无驴”的合同，“空空如也”的文章、讲话和公文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会徒留笑柄，败坏形象，必须下大力气予以纠正。

（摘自学习出版社《改文风大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