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习尚

中国历来重视教育。汉代，汉武帝在长安建立太学，这是中国古代官办高等学府的开始，此后太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汉代时太学生的人数，最高时一度达到3万多人。汉代“天之骄子”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初期只收50名正式学生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建议汉武帝兴建太学，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他还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董仲舒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同。元朔五年，汉武帝正式命丞相公孙弘等人，在长安兴建太学，延揽天下优秀人才。

太学设立后，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太学主要教授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每一经都设有博士。

太学设立之初，招生人数很少，只有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入选。当时入太学的学生分为两类，一是“博士弟子”，只招收50人，由朝廷直接遴选；二是“如弟子”，由地方推荐、朝廷审核确定。

“博士弟子”的要求是“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标准看似简单，但这只是起步条件。没有两把刷子的考生，根本入不了朝廷大儒们的法眼。

《汉书·儒林传》记载了一次面试过程：多位博士担任考官，两名学生提着衣襟走进考场，态度非常恭敬。博士们考了两项内容，一是经文背诵，二是议题论说。好在两人都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题目回答得很顺利，两人也幸运地成为太学生。

“如弟子”由地方政府推荐，标准更高：“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这要求既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还要有高尚的道德。选拔过程很严格，先由地方官挑选出候选考生，推荐给上级的“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考察后，选出符合要求的考生并带到长安，由中央主管官员做最后的定夺。

当时由太常负责太学的选拔工作。因为名额少，事关重大，绝不允许掺杂私情，一旦发现徇私舞弊，处罚相当严格。就在太学开设的第一年，负责选拔的张当居就因为不按实情考选学生而被武帝治重罪，将他的侯国“山阳国”废除。这件事记载在《史记》中：“元朔五年，侯当居身为太常，程博士（刘宋时期的学者徐广在《集解》中认为‘程’为‘泽’）弟子故不以实罪，国除。”

贫困学子多想到太学读书

如果能成为太学的正式学生，则会有一些待遇，比如享受免除力役、杂役、军役等徭役及赋税。他们的开支由朝廷负担，并且还能享受一定的补贴。

当时有不少贫困且学有所成的学子，都想方设法到太学读书，甚至不惜给别人“打工”。比如，后来当了丞相的匡衡，出身布衣，“从博士受诗，家贫，佣作以给食饮”，他在读太学期间，靠给别人打短工赚取“伙食费”。《后汉书·吴祐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叫公沙穆的学子，到太学求学，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伙食费，只能在吴祐家里做舂米的雇工。吴祐与他交谈后，见其谈吐非凡，大吃一惊，就与他在舂米的地方结交为好友，并资助他求学。这也是成语“杵臼之交”的由来。

太学初建时，要求学生年满十八岁，后来这项规定取消，只要学识达到一定程度，不论长幼，都可以到太学读书。西汉和东汉的太学里，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学子。

西汉成帝时期的丞相翟方进，十二三岁时，因为父亲去世，家里贫穷，开始在当地做小吏，但他有志于到长安求学。母亲怜其年幼，随他到长安，靠制作鞋子赚钱供儿子读书。后来，翟方进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京师诸儒中极有名望。

东汉时，谢廉、赵远两位童子，在十二岁时就已经掌握了一门经书，他们被举荐到太学，到太学深造后，他们都当上了郎中。

有些年龄小的学生，因为学识过人，还被称为“圣童”。比如，南阳人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十二岁就掌握了三门经学，是当之无愧的“神童”。

“学而优则仕”

在太学，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每人选择一门作为“专业”，跟随对应的博士学习。一年后，太学组织考试，对学习情况进行考核。按照考核成绩，划分不同的等级，优秀的可以任命为朝廷官员，也就是“学而优则仕”。

考试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很可能在夏秋季节。《后汉书》记载，阳嘉元年“秋七月，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可见，这一年的农历七月，进行了考试、录取、选拔等工作。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后汉书》记载，汉灵帝时，“十二月，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也就是在年底时对六十岁以上的学生进行考试。

成书于东汉中期的《四民月令》提道：“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从侧面说明太学的开学可能是从正月开始。

汉代的太学，经师讲学是主要的教学形式。博士有专门的讲堂，给学子们授课。随着太学的发展，学生数量的增长，仅靠博士讲学很难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于是太学采取了弟子相传的授课模式，即学有所成的学生教新学生的形式，以弥补教师短缺的不足。当时，太学还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即集会辩难。集会辩难是汉代太学教学的重要方式，有时在太学进行，有时还会在朝廷中进行。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多次召集公卿、博士和名流讨论经义，公开辩论学术得失。

汉灵帝时，为进一步统一经学标准，蔡邕等人奉命评定五经及《春秋公羊传》和《论语》的文字。评定完后，还将这些经书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外，作为太学的统一教材，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刊刻之后影响极大，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除了学习研究五经，太学的学生在休息时，还有一些简单的娱乐。比如《三辅黄图》记载，西汉平帝时的太学，“仓之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邕邕揖让，或论议槐下。”太学生们在每月的朔望之际，到“会市”交流二手商品，与同学闲谈聊天，非常热闹。

光武帝刘秀也是太学生

太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需要住校。《文献通考》记载，西汉在太学成立之前，博士在“黉（hóng）舍”里授徒。汉武帝设立太学后，来长安求学的学生增加，原有黉舍不够使用，汉武帝在老校舍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这应该是太学最初的校园。

西汉末期太学达到万人规模。太学的校舍也有了一定规模。据记载，西汉末，王莽曾上奏，请求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万区”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说明当时太学教育的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创建者、光武帝刘秀也曾是太学的一名学生。《后汉书》记载：“天凤中，（刘秀）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可见刘秀青年时代，曾入长安太学，修读《尚书》，但他的志向似乎不在读书，只是“略通大义”。

刘秀虽然算不上是成绩优秀的太学生，但他建立东汉后，非常重视太学的建设。建武五年，在官员、学生、百姓的义务帮助下，太学在洛阳重新建成。这年的十月，刘秀到山东鲁国故地视察，委派大司空祭拜了孔子。返回后，他还专门访问了太学，并向太学的老师和学生们赠送了礼物。

东汉的太学，设于“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讲堂长约23米、宽约7米，可以容纳数百名学生。东汉顺帝时，太学还扩建校园，建成房舍240房，1850室。

两汉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太学涌现出了布衣丞相匡衡、翟方进，御史大夫倪宽，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著名数学家崔瑗，杰出科学家张衡及经学大师郑玄等人才。

另外，这些太学生们在朝夕相处中，也发生了诸多故事。

有一个遵守诺言的故事，代代相传。山阳金张人范式在太学求学时，和汝南人张邵友好。一次，两人告假归乡，范式说：“我两年后回来，到时候到你家拜访。”张邵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满两年的日子，他让母亲准备酒菜。母亲不相信，说：“两年前的约定，相隔千里，他怎么可能来？”没想到，范式竟如约而至，两人的故事传为美谈。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