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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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西厢记>中“大”读“堕”音考》，刊于1991年《文献》杂志第三期，1992年收入《<西厢记>新论》一书。说起它的写作，还真有点偶然性。

1990年5月初，首届《西厢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永济普救寺举行。会议结束那天，报社几位同志从永济采访回来向我汇报情况，顺便问我为什么没有去参加会议，我说没有接到邀请。他们说，这次来了不少北京和外地学者，还有一些外国人，今天会议结束，明天开始参观。他们拿出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我看到上面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郭汉城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吴晓铃先生、山西大学姚奠中教授等。郭先生原来兼任《戏曲研究》杂志主编，我1983年写的关于“关汉卿祖籍河东”的文章，就发表在这家刊物上；姚先生是我们山大中文系的老师，虽从无交集，却曾几次向旁人问起过我。于是我决定去看望一下这些前辈。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去了永济，拜望了郭汉城先生，还见到了久怀仰慕的吴晓铃先生。姚先生则因提前离会没有见到。

到会上才知道，会议是由山西省文联主办的，主事的是寒声、贺新辉、范彪几位先生。寒声先生是著名戏剧家、省文化厅原副厅长，那天他陪客人外出参观，没有见到。贺新辉同志曾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山西电影厂厂长，1982年陪同谢添、赵子岳来运城拍摄电影《神行太保》时，我采访过他。范彪同志是省文联的老作家，1966年初，我在山大读书被省委借调出来到文联帮助工作时就知道他，也算是熟人了。不料一见到二位，他们就把我黏住了。他们说，昨天在会上讨论《西厢记》用的是不是河东方言时发生了争议，山大两位教授说，如果有你来参加会议就好了，你对这个问题有研究。（后来知道是姚先生和李正民教授。李提交大会的论文《<董西厢>作者籍贯探讨》，几处引用了拙著《河东方言语词辑考》中的词条。）很抱歉没有邀请你来参会，是个损失。现在要搞一本论文集，希望你能给写一篇文章。内容不限，只要是与《西厢记》相关的，都可以。我连忙摆手拒绝：“不行，不行！我对《西厢记》真没有什么研究。再者我们每天出报纸，也没有时间去做。”他们二人一巭（读gǔ三声，本字待考）再巭，好说歹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最后为了脱身，只好勉强地说：“实在不行，那试试看吧！”

原来说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个托词，不想老贺、老范较了真，回到太原后盯住不放，几次三番打来电话催稿，甚至说：“这篇文章凑数也得有。”因为回去后，他们几位在一起仔细研究了本省的论文，觉得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都显得不足，压力更大了。“你的文章已列入目录了，不能让我们开天窗啊！”没有办法，又拖了两三个月，到了九月底，我看实在推脱不掉了，只好硬着头皮寻找材料，利用国庆放假胡乱写一篇应付交差。

​此前不久我去南方参加过一个学习班，路过长沙时买了蒋星煜先生一本《西厢记研究》，上海古籍社出版。蒋先生是著名的“西”学专家，仅关于《西厢记》的考证就在大陆、台湾和日本出版了三、四本书，在学界影响很大，是个权威人物。当初买这本书也是冲着蒋先生的大名来的，并非是真要下决心研究《西厢记》什么的。现在奉命写文章，急来抱佛脚，只好向这本书学习，想从中受些启发，找个题目什么的。先是随便翻了一遍，后来再仔细读时发现了一个问题。蒋先生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批评戴不凡先生的。他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大”字读作“堕”是南方吴语的读音，《西厢记》中有此读音是由于它是在元杂剧中心南移杭州后才写成的，以此证明戴不凡“《西厢记》完成于金代”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也不同意“《西厢记》完成于金代”说。我认为蒋先生提出元代中后期北杂剧南下杭州后，势必会从音韵、曲律、题材各方面受到南戏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指出《西厢记》中“大”读作“堕”音也是对的，但是用后者来证明前者则是错误的。因为“大”读“堕”音在北方许多地方都存在，《西厢记》用的是中州音，不可能是元杂剧中心南移杭州后才出现的。因此蒋先生的观点有商榷的余地；而这个问题对界定《西厢记》创作年代有重要意义。

于是我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我的看法：一，元杂剧早期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作品中都有“大”读“堕”音的例子，很难说《西厢记》的读音是受了杭州南戏的影响；二，从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拟测的“大”字读音演变过程看，早在宋代开始“大”即有“堕”音一读；三，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言》资料更显示，在唐五代西北和北方都有“大”读作“堕”音的现象；四，被奉为北曲韵书之祖的《中原音韵》，源于宋初的《中州韵》，其中就有“大”读“堕”音。最后结论是，《西厢记》中“大”读“堕”音用的是北曲所固有的音，而不是借鉴南曲的“舶来品”；这一读音的形成当在宋元以前，以此来证明《西厢记》创作于元代中后期不能成立。经过几天紧张突击，最终写出了一篇五千多字的文章。

文章写成后，我打印了几份，试着给吕叔湘、吴晓铃、郭汉城、寒声诸位先生及老贺、老范同志，分别寄了去。不久首先收到了吕叔湘先生的复信，称：“《西厢记》‘大’读‘堕’言之成理。尊著是复制品，我也就不退还了，留作参考。”（顺便插一句，我于1988年加入中国语言学会，吕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老前辈，也是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此前我曾因一个敦煌资料的问题写信向先生求教，得到过先生的指点。）接着，吴晓铃先生的信也来了，称“大作已转交《文献》杂志处理，他们可能很快与你联系的。”两个星期后，果然收到《文献》主编陈翔华先生的来信，称“大作写得很好”，拟将安排刊出。此时，反应最强烈的是老贺和老范。老范从太原打来三次电话，说他们看了稿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术文章”什么的；还说寒声先生看完拍了桌子，说这篇文章给咱山西争光了，等等。总之是各位前辈、专家都给了不少的鼓励。

到了1991年7月，《文献》杂志第三期刊出了这篇小文章，排在第四篇的位置。本期刊出的文章大小共有56篇，前面三篇分别是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的文章，韩国汉学家的文章和中国社科院敦煌学家张锡厚的文章，后面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位博导的文章，等等。文章刊出后，我带着杂志去见景克宁教授，景先生看了十分高兴。由于《文献》是国家一级刊物，专业性较强，地方上很少能够看得到，先生当下决定在他主编的《运城高专学报》上再次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

这年九月，全国卫门书派学术研讨会在运城举行，我在会上见到了姚奠中先生。过去在山大读书时没有听过姚先生的课，这是与先生第一次谋面。我带去了这篇小文，姚先生很高兴，问了我的情况，给了我不少鼓励。

在此前后，我与吴晓铃先生也通过两封信，除表示感谢外，也请他为我们报纸写些文章。后来《运城报》刊发了他的《有关<西厢记>四事》一文。主要讲《西厢记》在国外多语种译本的情形，还讲了毛主席、周总理接受印度大使辞行时，他教过的印度学生白春晖（后来任印度驻埃及大使），当场用汉语念了《西厢记》里的句子“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受到周总理赞扬的故事等。文章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1992年8月，寒声等主编的《<西厢记>新论》（论文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篇文章收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