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虎

乾隆二十八年，解州直隶州知州言如泗、夏县知县李遵唐分别为《乾隆解州夏县志》作序。该书目录分为16卷：卷之一简介夏县的沿革与疆域。卷之二为山川、风俗与物产。卷之三为城池、坛庙与公署。卷之四为学校、田赋、户口、仓储与兵防。卷之五为职官与宦绩（为官的政绩）。卷之六、七为选举，卷之八、九为人物，卷之十为烈女，卷之十一为古迹与祥异，卷之十二到十五皆为艺文，卷之十六为杂记。

我对卷之五颇感兴趣，其没有记载隋朝以前的县官，唐宋两朝较少，各为4人与6人，金朝仅提及1人王庭直，元朝也有7人载入。明朝设知县一人，县丞、主簿、典史各一，另有训导、教谕各一（清朝沿袭明制，取消主簿），县志分别记载了他们的籍贯、功名和任职年份。

我一一浏览这些县官的概况，颇有几分亲切感，“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其实，这些“父母官”与我们头顶同一片蓝天，脚踩同一方热土，这也算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吧。

掐指一算，有明一代，计有夏县知县63位，编修《夏县志》时，清代一共有33位知县。对这个知县群体，我觉得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知县文化”予以探究。

首先我注意到，这些知县来自全国各地，彼时交通落后，路况较差，鞍马劳顿，千里迢迢，耗时费力，那古代为何要异地为官，跨省任职呢？

这种为官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其绵延千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回避的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为功名走遍天涯路”是古代官宦生涯的真实写照，从他们步入仕途起，基本就注定了要离开故土，在不同的地方辗转奔波。这是因为我国古代为防止官员结党营私，规定了地方首长的属籍回避制与三年一届任满轮换制，也即所谓的“仕宦避本籍”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家族宗法制社会，家族极易形成强大的地方自治，从而对中央构成威胁，为了防止家族势力垄断地方权力，封建王朝实行异地为官，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身为外地人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可以放开手脚做事，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尽可能地把朝廷的政策贯彻下去。

再次，这些知县的出身，成分比较复杂，举人多于进士，还有贡生。彼时成绩优异的秀才可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意为以人才贡献给皇帝。

按正常途径，有进士资格才能做知县。但是，考取进士太难，自古有“五十少进士”之说，实乃“天下第一考”。清朝一共进行112次会式，登记的进士有26849人，平均每年只录取100多人，许多州县几十年都出不了一个进士。即便是举人的录取率也很低，选拔举人的乡试三年一次，直隶省每三年只录取120人，有些省份则更少，而全国的府、州、县该需要多少官吏呀，如果只靠进士填补空缺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因此明清两代，担任知县的主力军还是举人，明代大清官海瑞就是举人出身。彼时举人也相当稀少，物以稀为贵，因此，举人在封建社会的含金量相当高，不仅全家可以减免赋税劳役，本人上堂见县官、知府不用跪拜，且不用受刑，还始终保留着候选官员的资格，无怪乎吴敬梓笔下的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乐极生悲。

职官后特设“宦绩”一节，记述知县们在任期内的政绩，不过寥寥数语，那也是对能官廉吏的肯定和褒扬，也是对预备官员们的告诫与激励——做一个好官，就能青史留名，在县志里郑重其事地给写上一笔。

在此，特别要提到金朝时的县令王庭直，其“宦绩”记载如下：“王庭直：寿春人，皇统八年为夏县县令，文学政事，蔚有可观，当谒温公墓，感杏蟠龟趺之异出碑土中，摹刻嵌壁间，祀名宦。”这正是司马温公祠里著名的“杏花碑”的来历：公元1086年，司马光病逝，宋哲宗赐写温公神道碑额“忠清粹德之碑”，苏轼撰写碑文。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受章惇蛊惑，遂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砸毁所赐之碑。半个世纪后，夏县县令王庭直拜谒温公墓，在墓侧一株老杏树下发现被毁的“忠清粹德碑”残石，重予摹刻，余庆禅院守坟僧园珍也参与此事，在禅院法堂之后设“温公神道碑堂”，将断碑四块、哲宗题额及王庭直跋《重立司马温公神道碑记》，分六石嵌于四壁——因了此番功德无量之义举，王县令被“祀名宦”，被当作名宦来祭祀。

要说明的是县志中所记近百位知县，其中不乏庸官、贪官，但多数官声不错，有其“宦绩”佐证。

时过境迁，他们已走向历史的深处，只留下一个模糊不清的背影，甚至完全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我们没有理由遗忘他们，毕竟这些知县在我们脚下这方古老的土地上，洒下过辛勤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