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应欣

从记事起便去过解州关帝祖庙太多次，因此现今每每提到关公，总是倍感亲切。但光阴远逝，每次去庙里所为何事，都发生了什么，现在不大记得了。回忆起来，脑海中总是骤雨疾驰地闪过几个空镜头，金刚怒目，赤兔嘶鸣，春秋楼前苍柏蔼蔼，日光亘古笼罩，缥缈朦胧。记忆里的檐铃与脊兽，殿宇和楼阁，还有侍女的襟带、将军的衣袍、拙燕的呢喃、稚子的浅笑，全都不知道被谁拂上了鸽子灰色的绞丝软纱，远隔经年，扑朔迷离，却也浮光跃金，不时扰动着我的思绪。

实话讲，小时候游庙从来不在意那些悬挂在殿阁梁架上及雕刻于坊额门楣间的匾额楹联，毕竟它们大部分都苍老古旧，有的匾额上的题刻亦是佶屈生涩，让人颇费心思。后来识了些古体字，了解了些书法，我才更频繁地去凝望这些高高在上的“太祖太宗”。它们身躯坚挺，气质矜沉，虽从不刻意张扬些什么，但也不烦向下方来来往往的子孙们闲说着青春的喧哗与荣耀，即使自己早已不再年轻。

（一）

匾额与楹联是两种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艺术样式，它们都把文字题刻在木（石）板上，表达着人们的一些感情。楹联一般较长，文学性更强些，匾额题刻则一般简短有力，用于概括归纳。关帝祖庙现存以匾额居多，从形制上看去，这些物什浑然有着一种古朴大方的美，无论是未加边饰的普通质地牌匾，还是外框饰有描金镂花的匾额，都透露着舒展自然。匾上的纹饰、字迹布局合理，庄重而典雅，坦荡又别致。尤其是一些老匾，无论是哪种样式，在染上些岁月感后，倒是更有味道了，让人从那沧桑老迈中也觉出了些许矜贵。

古朴大方与沧桑别致给了人独特的美感，但这种美并不单薄，原因在于其承载了一些独特的审美意味和历史厚重感，从感性氛围中渗透出了理性内涵。可以说，任何一种经久不衰的美，都积淀了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人民在文化心理上的某种集体认同，其背后翻涌的是这一共时生态中的各种思想风潮、精神气象、文化氛围，遂呈现出的最终意味，实质上也是它们这些因子彼此交互、发生复杂反应后的结果。

追溯起来，中国传统楹联牌匾的发生已十分悠久。有人说匾额最早发源于秦汉，也有人说源于春秋战国，由官方传至民间。匾额之渐兴，始于汉代旌表制度的颁行。唐宋时期匾额广泛用于民间。宋以后，匾额题写陷入寥落，于明清时复兴，甚至又出现了“无处不匾”的盛况，“五四”之后依旧盛行，今天也仍在使用。楹联的起源一般可以追溯至先秦，现代学者谭蝉雪在《我国最早的对联》中根据敦煌0610卷子判断，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楹联便已出现。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楹联应发端于晋代、梁代及后蜀。无论持哪种观点，我们都可以确定的是，自宋以降，楹联题写日益得到更多文人士大夫的青睐，渐趋步入繁荣时期。至明清，楹联的数量更是蔚然大观。

（二）

现关帝祖庙内，除现代题刻的匾额楹联外，明清及民国时期题刻的匾额楹联居多。从载体材质的角度看，这些匾额楹联多为木制，少数为石刻。它们有悬挂式，也有嵌壁式，主要用来赞颂关公的历史功绩，也有一些侧重于现实功用，用于描写周围环境，标示具体地点等。

这些匾额楹联美得很克制、周正、理性，也有一部分美得很躁动、隆重与脱俗。这体现在不同时期的牌匾中，也体现在每一处细节里。大部分匾额都比较简约，一些特殊的匾额则与众不同。比如，悬于崇宁殿殿前明间南檐下的“神勇”匾，该匾为乾隆敕赐，匾周群龙环绕，色彩鲜艳，富丽堂皇。匾心蓝地金字，当中正书（楷）苍劲浑厚，气韵沉雄，尽显天家风范。还有一些匾额低调沉着，却别有风味，如悬于御书楼北金柱门楣外侧的“绝伦逸群”匾，其红底黑字，草书飞白，字迹雄浑，挥洒自如。匾额的外侧纹饰可以是繁复华贵的，也可以是充满生活气息的，无论哪种，皆力求呈现出美的内在神韵，彰显独特魅力。

匾额楹联的内容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整个艺术呈现的核心与灵魂。在现存关帝祖庙的匾额中，大部分题刻都是对关公的赞颂，诸如人们揄扬他的忠义精神，称他“精忠贯日”“大义参天”；褒奖他匡扶正统、辅弼君王的历史功绩，赞他是“扶汉人物”“三分砥柱”；感恩他对百姓的庇佑，说他“福弥苍生”“荫庇万代”，历代的士大夫们也不吝笔墨，在楹联中倾吐自己对关公的敬畏之情，诸如“青灯观青史着眼在春秋二字；赤面存赤心满腔存汉鼎三分”“条山当炉祭大义；鹺海为鉴昭精忠”“但存忠孝节；何必寿乔松”。在这些匾额中，中国的传统联语真可谓是文人们笔底生花的艺术创造，少则十字以内，多则二三十字，其韵律、张力、意蕴、神韵、精神无所不具，读来也口齿生香、酣畅淋漓，美妙极了。

关帝庙的楹联匾额凝聚了长久以来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民对关公的诚挚感情，他们赞美关公、崇敬关公、爱戴关公。无论是官方敕封还是民间供奉，大家都敬他为神、尊他为帝，将他崇奉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诸如在儒释道三家及民间崇拜中，关羽司掌许多神职，他在佛教中被奉为“护法神”，在道教中被尊为“伏魔大帝”，儒家崇他为“武圣”“科举神”，这使其在宗教信仰与封建正统中获得角色认可。在民间，他的职司则更加多样，百姓们拜他为“武财神”“雨神”“海神”等，春秋祀典，年节享祭。人们将己身的种种期望都寄托于他，希望他能够“福庇无疆”“降福延年”，不论士民工匠，都祈求“普济商民”“灵护梓轮”，以达成自己的美好期许。在这里，人们实质上崇拜的是具有神格的关公。

作为一个人而言，其也有人格魅力。他于白马坡前斩杀袁绍大将颜良，骁勇善战，为万人敌；他仁义忠心，始终忠于汉室，为儒士表率；他单刀赴会，胆识过人，乃本色英雄。因此人们赞他“忠义千秋”“正气常存”“威震华夏”，许多雅士也撰联歌颂，称其“崇功高峻直与条山共永；圣德昌隆恰随鹾海长光”。于右任先生更是将其人格与精神高度凝练升华：“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除此之外，《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使关羽的人格更具层次感，“虎牢关战吕布”“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这些经典的故事让其忠、义、仁、勇的品质变得更加突出，成为文学史上的典型。

（三）

杜诗曰：“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关羽却不同，其生于微，而死则重于泰山，且身后享祀不绝，确乎“万世人极”矣。之前看着这些题刻，我常常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为他作为一个人的永远消逝而感到不胜慨叹。因为纵使身后显赫，生命终归是不可逆的。可是，如今我又觉得这样想是否有些太执拗了，因为他已是千千万万人心中的寄托与典范，这早已超出了普通人生命的局限，实属不平凡了。

可以说，关羽是“人中之神”，也是“神中之人”，他值得我们铭记。但凝视着关羽的塑像，我又不禁叩问自己——我们记住更多的，是他人的影子，还是神的魂灵？

人与神的区别在于人寿有尽，而神寿无穷；人因源于本性的缺陷，能够深切体验到生命的无力感，而神却近趋完美，还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神性能力。他们二者本身就有天壤之别。但是在封建思想的统摄、民众的竭力推崇，以及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人与神之间就生出了一条自然的通径，人们将心中的英雄抬进庙堂，“重修殿宇，再塑金身”，让他由人至神，成就了自己对其的最高礼敬。

因此，有血有肉的关羽逝去了，人们就依照其生前的模样，用木胎泥质塑出他的威严，贴上金箔，并为他穿戴衮冕，让他手拿玉笏，将他抬至九五之尊的地位，受万人景仰。这些楹联匾额上的赞语也像那一笔一笔贴在塑像上的金子，今日你一片，明日他一块，日积月累，岁岁年年。终于在某一个时刻，他成了人们心中的“神”。

但他与原生的神仙毕竟不同，他的神格特质是在人格的筋骨里长出来的，如果不是人世间的英雄，他成不了神。

如果这样去衡量，至少在这些楹联里，人们追慕的关羽应具有人格与神格，且他的人格与神格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加丰富的形象。人们既敬仰其生前的人格魅力，也尊崇他身后的神格权威。因此，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关公已并非一个单纯的传统历史人物，而是已辗转完成了由凡入圣的转化，变成一个神圣的代表，同时还顺应了公序良俗，成为符合人们道德理想的一种象征。“紫雾盘旋剑影斜飞江海震；红霞缭绕刀芒高插斗牛清”，常平关帝家庙崇宁殿内关帝暖阁上的这副楹联，就生动形象地赞颂了关公生前与殁后撼天动地的英武和神威。联语既隐喻又夸张，表面不着关公一字，却尽显其独特与魅力！此联表述方式实属鲜见，堪称关庙楹联中最佳作品。

所以，或许那穿越漫漫历史的金身像让人心生无限感慨，或许历史上最朴素的汉寿亭侯仅仅留下了远去的背影，但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神的躯壳也是对其人格存在的最好保护，他本就是人神同构的。

同样，死亦并非长灭，只要有人还记得就如同获得了形而上的生命。那么对于关公而言，几千年来无数帝王追赠的荣耀、至高无上的礼遇、轰轰烈烈的纪念，使他在身后也不那么寂寞了。他的名字几乎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里都那样深刻明亮，他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我们不必心生无意义的悲悯，不必遗憾时间的无法挽留，因为关羽已经永远走出了时间，走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