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文

北京建园

1924年9月，薛笃弼任北洋政府内务部次长。12月，32岁的薛笃弼调任京兆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北京市市长。他少年时在家乡受关公忠义精神及家规家训的熏陶，崇尚义举；青年时曾经当面聆听过孙中山先生教诲，体谅民困，施政为民。在京兆尹任内，薛笃弼放手发动百姓检举各县的贪官污吏和劣绅，裁劣举贤，并取消了许多苛捐杂税，以解民困。

当时，北京的钟鼓二楼管理不善，年久失修。薛笃弼带头捐款，并赴各地募集资金，将鼓楼辟为“京兆通俗教育馆”，开创了北京历史上民众教育的先河。为了使民众永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国耻，薛笃弼按照“明耻教战”的古训，将鼓楼改为“明耻楼”，楼上陈列了清廷屈服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相关资料和图片，展出了国耻照片和实物，被八国联军刺破的一面大鼓也陈列在鼓楼内，以唤起民众的爱国之心，警示后人。此举深受各界人士推崇。

接着，薛笃弼再次捐资为民众将地坛开辟为京兆公园。

地坛，位于安定门外。清朝灭亡后，地坛祭地的仪式被废止，地坛也逐渐荒废。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地坛成了军阀驻军的场所，地坛内的古建和古树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袁世凯的军队曾经在地坛墙上凿洞以搭建营房，大片的古树甚至被驻军砍伐以充当柴火。

1925年3月，薛笃弼呈文内务部，提出“拟就安定门外地坛地方改建为北郊公园，以为城乡一般人士研究农林事务之所”的议案，很快获准执行。在薛笃弼的带动下，一些机关纷纷捐款。有了资金，旧坛改造工程便迅速展开，短短3个月，便完成了一系列工程：平整马路、建设公共体育场、修筑“世界园”、建“共和亭”、成立“通俗图书馆”、装设电灯、粉刷墙壁等。经过改造，地坛的内坛区域修葺一新，外坛部分仍然归农事试验场使用，在一切准备妥当后，1925年8月2日，京兆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当时，公园里最著名的当属“世界园”，这座园中园“画地为图，以石代山，以草代木，以花木辨其国土，以旗帜志其国名。所有世界上名山、大川、都会、商埠、铁路、航线、岛屿、海湾，无不点缀尽备。而中国之地势，如各省、省会、五岳、五湖、长城及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河流，亦莫不分别清晰”。

“世界园”还特意标明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沦丧的国土及被洋人租借的口岸，体现了公园“极力提倡国家至上理念，唤起群众爱国思想”的宗旨。

这个京兆公园，是北京城外供老百姓休闲娱乐开放的第一座公园。

遗贤不闲

1948年，在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后，薛笃弼辞去国民党南京政府水利部部长职务，寓居上海，居住于思南路61号花园洋房，闭门不出，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1949年年初，李宗仁专程来到上海看望薛笃弼，邀请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被薛笃弼以厌倦政务为由婉辞。上海解放前夕，陈诚上门要求其全家去台湾，也被薛笃弼以奉养年老体弱的双亲为由婉拒。这时的薛笃弼，远离尘嚣，期望能颐养天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发现政协委员中不见薛笃弼的名字，不由发出“野有遗贤”的慨叹。后来，薛笃弼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全国政协第二届二次会议开幕式结束后的聚餐时，薛笃弼被安排与毛泽东主席同席，同席的还有周恩来总理、张治中将军、卫立煌将军和著名中医施今墨等。稍作寒暄后，薛笃弼谈到在国民党政府历任的职务，并说“我对人民有罪”，言下不胜愧疚。毛泽东主席对他勉励有加，亲切地对他说：“你是冯玉祥将军郑重推荐给蒋介石的，是国民党政府里难得的清官廉吏，真是野有遗贤啊！”薛笃弼当时很感动。会毕回家，他还兴奋不已地转告妻子和女儿们，并连声说：“感谢党和毛主席的知遇之恩，今后我当为国事竭尽绵薄。”

晚年的薛笃弼常说，他前半生在国民党旧中国，后半生在共产党新中国，看到新中国新气象，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国家日益富强。

薛笃弼还在家中挂上条幅，表明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并以此教育后辈。从此之后，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每会必到，到会必言，坦陈己见。

他积极参加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活动，无论是接受新闻拍摄，还是电台录音，他都认真准备，一丝不苟。他经常写文章，通过对台广播寄语客居台湾的故旧，介绍祖国大陆建设成就，宣传“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针。

1962年，薛笃弼去北京开会，突发心梗，当即被送到阜外医院抢救，方得转危为安。他说：“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晚年，他还历任上海法学会理事、上海律师协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等职。为祖国统一，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可谓“遗贤不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