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锐

运城的康杰中学旧址，在抗日战争之前是明日中学的校址。明日中学是当年距离安邑县城五里的东王村张家出资创办的，而张家最有作为的叫张自安，他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教育人。

张自安（1898~1984），字行之，5岁时父母双亡，在四哥张自清（1883~1943）夫妻俩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艰苦求学

张自安的高小是在安邑县城的县立高小度过的。那时学校是开水灶，光管开水不管馍菜，每个周末从家来校时，他都要带一大袋蒸馍。每到星期五六，不论馍馍如何发霉变硬，吃时用手拍打几下，泡碗开水，就着咸菜，就算是一顿饭了，说不上健康卫生。学校每次一放假，他就回家劳动，赶车、犁地、锄草，样样都干。

辛亥革命后，运城办起了师范学堂，由政府提供膳宿，但学生经常领不到膳食津贴。张自安高小毕业后也考入了运城师范，他在学校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受到了学校的奖励，但三餐仍是开水泡馍、萝卜咸菜。当时，在师范学堂读书的学生大多数都是贫苦的农家子弟，对此都习以为常，于是外校学生便给师范学堂的学生送了个外号叫“咸萝卜”。这便是民国初年运城师范的概况。

在运城师范求学期间，张自安目睹晋南农村的凋敝和军伐统治的腐败，激起了走出娘子关，寻求救国救民的理想。当时北京的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设有山西保送的公费班，因而张自安在运城师范毕业后便考入了这个公费班，并于1919年秋季进入北高师的理化系求学。

“五四运动”以后的北京，一部分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有不少青年学生则把科学和教育看作是救国救民的良策。他们认为只有大力发展教育，用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唤醒国民，才是一条救国救民最实际的道路。张自安的主观志趣和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都使他自觉地选择了“教育救国”这条路。

其间，他利用暑假到河北肥乡实验小学实习了三个月。实习中他既当教员，又兼工友，自己扫地、烧水、打铃、上课，从中也体验到了办学的艰苦和快乐。

一心办学

1923年，张自安从北京高师毕业，应聘回运城山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担任物理科教师。他教学认真负责，成绩优秀，很得学生们的欢迎；他团结教友，和同仁们相处得很好。校长看在眼里，第二年便让他晋升为教务主任，主管教学。

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教育思想派别多式多样。张自安选择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为榜样，奉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培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人才为目标。他也以“行之”作为自己的名号，在学校的院墙上写了陶行知的“自立歌”，用以激励学生自强自立。其歌词中有：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陶行知曾以“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作为一条教育救国的宏伟目标。张自安对自己在运城省立二中的成就并不满足，看到河东各县两千多学生前来运城投考中学，而由于学校招生人数极少，以致大部分学生不得不失学而归时，他决心也来筹募基金，征集同志，在运城创办一所新式学校。

经过几年努力，张自安亲自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和董事长，由他们东王张家出资买校址，并与友人任在邦等创建了私立明日中学，于1927年9月开学。

明日中学严抓教学。该校第一班学生初中毕业全省会考成绩名列第二，山西教育界一时为之轰动。省教育厅派人实地考察后，嘉奖张自安“办学有方，事业心强”。从1927年起到1937年运城沦陷时止，该校毕业学生共13个班级，600余人。在校生尚有10个班级，400余人。据当时任明日中学校长的任在邦后来讲，明日中学毕业的学生在晋南沦陷以后，没有一个人当汉奸的。可见明日中学的领导和教师人品正派，办学有方。

由于在教育界的成绩和影响很大，1929年张自安由省立二中调任运城女子师范学校任校长。

到女师工作后，张自安更是团结老师，爱护学生，严于教学，鼓励学生自立自治，主张男女平权，深得师生爱戴。

有一次，一位同学向别人介绍说：“张校长是我们的真正校长。”张自安笑着有些不解地问道：“校长还有真假吗？”这位同学说：“以前的校长一不给学生上课，二不和同学见面，更不用谈说话了。我认识他是校长，他并不知道我这个学生。没有教过我，怎么能算校长呢？谁像您这样，除了上课外，所有的活动几乎都和我们在一起，学生的姓名、性格、学业、爱好、家境都清清楚楚，我们对您又亲又敬，所以说您是我们的真正校长，难道不对吗？”张自安一时有点不安，只好连声说：“说得有理，说得有理！”

当年，当局派人到女子师范搜查违禁的进步报刊，学生与张自安商量办法，张自安说：“凡是你们认为有危险的刊物，一律拿来存放在我这间办公室的顶楼楼板上面，保险平安无事。”

当军警气势汹汹全副武装来校后，张自安把他们迎到校长办公室，沏茶敬烟后，严肃地说：“我是校长，诸位是办公事，要搜查先从我的房子查起，要捕人先把我绑起来。人家父兄把女子送来上学，我要负责保护，不要惊吓女孩子！”说得领头的军官无言以对，草草检查后就走了，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和危险。

20世纪30年代，明日中学张自安夫妻的住处，是东王村张家子弟就学读书的主要根据地之一。许多东王张家人在这里读完小学、初中，再北上太原、北京、天津等地外出求学。同时，它又是东王张家子弟从外地返回东王村的落脚点。他们要返回老家，先在此休息一下，然后设法联系，以便东王老家派出马车接迎回村。这样，张自安在明日中学的居处，自然地就成了张家人的出发根据地和返回落脚点了。

张自安的居处是一个两进的大院子，前院天井有几株木槿，每值花期，满院飘香。宽敞的天井，是张家孩子们平日嬉耍、乘凉、谈天的好地方。众多的房屋则是张家人来往与子弟读书求学的食宿所在。侄子馥荃和侄女馥蘅就是1935年由张自安带着返回运城读书的。在这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子侄从这块根据地出发到北京等地，当年在这里读中小学的子侄、孙辈已有八人。每到吃饭时，张自安会和这些娃娃们围着一张很大的圆桌子，边吃边说，询问大家的学习情况。饭后由他用风琴伴奏，大家站在周围唱歌，或各自下棋玩耍。为了子侄们的课外阅读方便，张自安不仅购置了整套的《少年文库》《新儿童文库》等，还购买了适合少儿阅读的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稻草人》《寄小读者》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运城各学校几乎停办，张自安在中共运城特委的支持下，筹款聘师，创办抗日小学。学校有学生300余人，除开设文化课外，还设有军事、救护等课程。日军侵占运城前夕，该校转移到中条山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日军侵占运城后，日伪让张自安任运师校长，组织运师复课，他坚决不干。可见他决不向外敌屈服的气概。

1939年秋，张自安带着儿子馥芸、馥莱，栉风沐雨，经晋西的乡宁、陕西的宜川到了西安。有人介绍银行工作，张自安不去，而是应聘了刚刚兴建起来位于西安南郊杜曲镇的兴国中学的数学教员。一年后，他接受安邑同乡会的委托，在西安西关一所工厂的旧址，办起私立晋兴中学，以招收山西籍流亡于西安地区的中学生为主，并担任校长。

学校开创之际，困难极大，既缺乏合格的教学设施，又缺乏师生生活必需的合理条件。因此，劳动建校，勤俭办学，就成为这所学校独有的风格。师生一起开荒种菜，修操场，职工集资生产“新瓦特曼牌”黑蓝墨水在市场上销售。他分派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打铃、做杂活，半工半读。后来康中的董毅勋老师和解州中学的赵圣如校长就是当年晋兴中学的学生。学校食堂饭菜也极为简便，经常是蒸馍一屉，咸菜一盆，如同往昔兴办明日中学一样。

晋兴中学首届毕业生在西安市会考中名列前茅，学生体育运动成绩也领先于全市其他中学，囊括了同年级竞赛项目的冠军。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西安市一次中学生运动会上，该校学生整队进场做团体操时，只见男女运动员身穿的运动衣均是由面粉口袋改制而成的，所以衣服背部仍留有“净44斤”的字样，但学生个个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得到了观众的赞许。当时的西安报纸曾登有专门的报道：《运动会上，晋兴中学别具风格》。后来，学校搬迁至西安东关一所庙宇中办学，条件和设施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所学校一直办到1949年西安解放，现已改成公立中学。

忘我教学

1949年年初，张自安因“闫氏姊妹兴学基金保管委员会”（即景梅九夫人闫玉清与其妹闫雪立女士，临终遗言，愿将“祥瑞魁”商号的股金，作为兴学之用）一事，作为代表前往兰州接收此项股金，并滞留于兰州。同年8月，兰州解放，原西北师院附中校长一职空缺。经学院再三邀请，张自安担任了该校校长。

1951年年初，原西北师院附中和原兰州大学附中合并，张自安借医病之机，辞去了校长职务，病愈后，担任了兰州市第一初级中学的理化教师。

1953年，张自安的妻子段毓贤因患脑溢血住进医院，正好儿媳李玉兰在这个医院任护士，张自安因白天在学校上课，只能黑夜到医院陪伴妻子，这样坚持了20多天。妻子弥留之际，只有儿媳在床前，张自安则仍然在学校上课。

1955年，张自安调入兰州市第五中学，任理化教师并兼任工会主席，这是新成立的一所重点中学。20世纪60年代初，张自安离开热爱的教育事业，之后随次子工作的调动，先后到了江西南昌、四川渠县和陕西西安等地。

“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最后张自安终叶落归根，回到了运城东王村老家，和长子一起生活。

张自安返回老家东王村定居后，终日看报、翻书、演算题。这期间，他整理出《中小学数学难题四百则》，并打算再编一本《千题详解》供师生参考。不料，夙愿未竟，于1984年9月与世长辞，享年86岁。

张自安去世时，灵堂上有挽联云：“三省士子哭先哲；一代师表启后昆。”

张自安一生在教育界奋战50余载，教书于“省立二中”，领班于“第二女师”，他在运城创办“明日中学”，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在西安创办“晋兴中学”，为三晋学子着想，此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