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虎

作为夏县十大历史人物之一，李悝何以能从众多河东人杰中脱颖而出、名垂青史？这就要从李悝变法说起。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李悝作为战国初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前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首开我国法治之先河，助力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早进行改革的诸侯国。韩、赵、魏三家分晋时，魏文侯被周天子册封为魏国开国君主，定都安邑。为了富国强兵，魏文侯礼贤下士，招揽了李悝、吴起、西门豹、卜子夏等大批人才，而李悝以“魏文侯相”和“魏文侯师”的身份，在魏国主持变法。

李悝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在政治上提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削弱旧贵族的力量，起用新人；经济上主张“废沟恤”，推行“尽地力之教”，废除井田制，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军事上，他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大力奖励军功。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中曾说：“魏国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而李悝最突出的事迹就是在春秋以来各诸侯国颁布的成文法基础上，编撰了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这既是对当时各国法律的总结，亦是后世秦汉法律之蓝本，李悝因此被奉为战国法家之祖。

《法经》共有六篇，即《盗》《贼》《囚》《捕》《杂》《具》。《盗》指窃取财货，这是保护封建私有财产的法规；《贼》是指对人身的侵犯，甚至犯上作乱，是防止叛逆、杀伤，保护人身安全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法规；《囚》是指囚捕盗贼，是关于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是关于追捕犯罪的法律；《杂》是对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违法行为的惩罚；《具》是根据犯罪情节和年龄情况，对判罪定刑、加重或减轻的规定。

显然，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惩办盗贼，以保护地主阶级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一断于法”，打破“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体现法家“重刑轻罪”的思想。用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法经》中包含了可贵的廉政思想和吏治思想。

《法经》提出“事断于法”，主张“罚必当”。《杂》中规定：丞相收受贿赂，其左右(助手、副职)处死刑。将军以下收受贿赂者，一律处死刑。贿赂的金额不足黄铜二十四两者，免予科刑。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整治官吏贿赂罪的法律条文。

《杂》中还有相当比重的关于吏治的条款。官吏犯法，其罪重于常人。在具体的量刑上，有明确的对比，如常人聚众赌博犯禁受罚金，而太子聚众赌博则会受到鞭刑以至被废黜的重处；官吏利用职权牟利则要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不论情节轻重，都构成犯罪，程度只作为量刑依据。由此看来，无论是违反了一般法禁或者特定制度，随着犯法者等级提高，刑罚也相应加重，这正反映了“重治吏”的思想。这种以公开成文法的形式具体规定对官吏的严格处治，比之奴隶社会“礼有等差”“法不加于尊”的原则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进步。

李悝的《法经》是其法治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的法治论述，在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它突破了“法在官府”的历史，开始真正根据社会的变化制定法律，并且从魏国变法开始，法典的所有内容都对外公布，具有极为前沿的社会实践意义。李悝汇集了各国的刑法，编写成《法经》一书，试图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维护封建法权。《法经》原文虽然早已失传，但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经》的推行，加上魏国其他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使战国初期的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成为当时强盛一时的霸主。李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变法第一人，其《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李悝的一生几乎与法家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同步，是法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李悝变法的法治思想，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李悝，这位法网的编织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新的时代，也要勇于改革，勇于为正义和公正发声，勇于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贡献力量，李悝的精神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法令兴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众所周知，法治是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必要元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法治能够防止贪污腐败，塑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法治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使人民获得安全感。当然，时移世易，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让李悝的“法治”思想在新时代开出新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