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压着线走，是你擦到我的车了！”“你不违规变道过来，咱俩会发生事故吗？”10月24日，万荣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的一间调解室里，一起轻微擦挂事故的当事人争得面红耳赤。

“大家冷静一点，说话都别急，咱们会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坐在中间的王林刚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一边有理有据地向双方解释事故责任划分事宜。不一会儿，房门被打开，当事人拿着各自的调解书满意地离开。

民事赔偿，往往是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处置之外最难的部分。难在哪？

“责任划分不难，赔付意愿、赔偿金额与赔付能力之间的矛盾，才是最难的。”说这话的人是万荣交警大队事故调解室的负责人王林刚。用他的话说，这种难，是法律在现实中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实现的难。

正是为了化解这种难，万荣交警大队事故调解室应运而生。该调解室成立于2014年4月，成立之初，万荣县公安局从全县抽调了几名威望高、能力强的“老把式”，专门负责疑难复杂交通事故矛盾纠纷的调解。

来看一组近两年的数据——调解交通事故3000余起；调解率由2020年的88%升至2024年的95%；群众满意率达98%；事故双方零对立、疑难事故零隐患、连续多年零上访。

如何印证这组数据？采访当天，指着厚厚的调解卷宗，王林刚自信地让记者随机回访。

“人娘俩也不容易，把我看病的钱给了就行，老王也是辛苦，一趟一趟地跑。”“事故发生后，王哥和张哥当时跑了至少5趟，咱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赔了这个钱，心里也踏实了！”

这是发生在万荣县城的一起事故里，双方当事人李某和闫某各自对这起事故调解的评价。

事故当天，李某与闫某在县城骑电动自行车相撞。事故导致李某骨折，生活不能自理。责任方闫某的家庭情况特殊，她离异后和唯一的8岁女儿相依为命，靠在饭店打工维持生计，赔偿能力有限。事故发生后，李某的女儿3次前往闫某打工饭店要求索赔，其间，双方矛盾不断升级。

“腿要跑到位，话要说到位。”万荣交警大队事故调解室介入调解后，王林刚和张国栋两名老民警分头行动，多次前往李某和闫某家中，从法、理、情多角度帮助当事人，在一遍又一遍的争取中，双方终于达成和解。

“娃娃，不要再让你叔跑了，只要把医疗费给了咱，其他的咱都不要了。”“闫阿姨也不容易，这样吧，看在你们这么有人情味的份上，她负责的医药费我来出一部分。”一头是李某的让步，另一头是闫某打工饭店老板王某的资助。最终，这起交通事故以闫某赔付7000元医药费，其中王某赞助5000元达成协议，收获了多方认可。

“和这样类似的案子还有很多，别看开头难，但是仔细想想，我们能做的更多。”调解室里，王林刚见证了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往往。有和气调解的，也有恶语相向甚至动手的。王林刚说，每一起事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除了要践行公正执法，提升人民公安的执法公信力外，还要服务人民群众，传递出交通警察的温情和善意。

因此，更要在工作中寻求并敏锐捕捉调解中的情感共鸣，以此作为矛盾化解的突破点和利益平衡的支撑点。去年8月，发生在薛某身上的案例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薛某驾驶小轿车与78岁的闫老太相撞，致闫老太盆骨骨折卧床不起。闫老太年事已高，身患多种疾病且性格偏执，声称不给10万元决不罢休。双方因此矛盾不断激化，甚至出现了安全隐患。多次劝说无果后，两名调解员转变角度，联系闫老太在北京的唯一亲人，先后5次劝说调解，让其站在车方角度考虑。

“作为闫老太的侄子，我也愿意出5000元让老人家得到更好的康复。”在调节卷宗中，为何会有这样的话？在记者的回访中，闫老太的侄子道出了实情——这案子的调解员太费心了，不厌其烦地联系他，联系闫老太，联系薛某，实在让人感动。“这钱我出着踏实！”最终，闫老太共得赔偿8.3万元。

万荣交警大队事故调解室成立之前，民警们往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细致分析了辖区的事故数据后，王林刚便有了构建化解纠纷、解决困难常态机制的想法。

这些年，他和同事把调解技巧总结成了“感化式、换位式、共鸣式、对比式、点穴式、跟进式、走穴式”的七式工作法，日常调解工作有了理论支撑。

“事故处理既关系道路畅通，也关系社会稳定。”万荣交警大队大队长尉军虎说，一起交通事故的背后是各方当事人的诉求，其中的矛盾纠纷并不是生搬硬套法律条文就能解决的。

万荣交警大队事故调解室将调解贯穿于事故处理全过程，始于现场，终于群众满意，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情”“理”“法”，让事故当事方理解和接受协议结果，实现“心安”。记者 刘凯华 樊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