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大地，表里山河，人杰地灵，从古到今诞生过许多杰出医家，万荣柴家便是其中闪光的一支。名著杏林的柴瑞霁先生生前曾写文章《柴氏医家，医传四世》在《中医书友会》刊发。文中有不少感人肺腑的故事，彰显了河东中医的精神追求与德行操守。在此，特摘要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只管攀登不问高”

家学渊源

我出生于万荣县荣河镇一个享誉当地的中医世家——柴氏医家。柴氏医家，医传四世，崇尚医德，精研医术，泽被乡里，在山西中医界素有“南柴”之誉。

我的祖父柴继羔，学识渊博，酷爱岐黄。他虽一生从教，曾历任太原、临汾、长治、运城等地中学校长（山西名胜隰县“小西天”题额即其遗墨），但从教之余，耽于医典，手不释卷，热心仁术，常为人诊治。退职后，他与当地伤寒名家谢总伯、温病名家周紫薇等交往密切，切磋医道，专心于医。每遇疑难病症者求治，辄能应手取效，其学问与医道为人称道。

父亲柴浩然，主任医师，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对中医经典熟诵如流，临床上善用经方，融通百家，对各种外感热病及内、妇科疑难杂症，造诣独到，学验俱丰。著有《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柴浩然》《柴浩然医论医案集》《柴浩然墨迹》等书传世，在晋颇受广大患者尊崇。

我的兄长、姐姐、表兄均从医，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埋首临床，刻苦钻研，著书立说，硕果累累。柴氏医家第四代已有五人毕业于中医院校或在攻读硕士学位，有的已从事中医临床。

从我记事起，每天看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患者，川流不息地慕名来请父亲诊治。那时在乡村不分什么医疗场所，即便是下班回到家里，登门求治的患者仍是接踵而来、络绎不绝。父亲从不厌烦，热心、耐心、静心、精心地为每一个患者诊治，常常耽误休息和吃饭。

所以我从小所处的家庭环境很特殊，眼里看到的都是人们对中医的尊重和信任，耳朵里听到的都是患者对中医独特疗效的感受和赞誉，还经常看到患者痊愈后到家里致谢，说没想到多年的病父亲一副药或几副药就给治好了等。

这些零零星星的印象在脑子里不断积累，自己便渐渐有了一个信念：中医能治病，中医能治好病，中医确实是对老百姓的健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时，根据国家政策，当地卫生主管部门举办“中医学徒班”，一个班30名学生，父亲直接带教17名徒弟，包括我的大姐、大哥、表兄等。徒弟们对老师的那份虔诚和尊重，对中医学习的那种求知若渴的态度，以及他们时常传递着在跟师期间看到的一些奇特疗效和独特感悟，再加上患者看病时敬仰渴求的特定情景，这些儿时身临其境、深刻而强烈的感受和记忆，不断地重复，让我的脑海里逐步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中医疗效这么好，中医的地位这么高！

柴氏家族有崇德尚文的传统，大多从事医疗或教育职业，被乡亲们誉为“世代书香门第”“礼仪之家”。逢年过节，走亲串门，聚在一起谈论的都是中医临证或治学等专业方面的话题。

父亲力主在精力充沛、记忆力强的青少年时期要尽量多背一些书，除了浅显的入门读物外，对“看家”的经典著作如《内经选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必须熟诵如流，所谓“熟能生巧，巧则寓妙”，临证才会“起点高”“悟有翅”，圆机活法，左右逢源，终身受益不尽。他曾严厉地对徒弟说：“谁学不好中医经典著作，这辈子就别想端起中医这饭碗！”

自幼受家庭氛围的熏陶，又有父亲这个活生生的“中医榜样”，加上前来看病的乡里乡亲见了我都鼓励说要好好继承父亲的医术，这些因素潜移默化、渗透浇铸、濡养滋润，中医的种子慢慢扎根在了我的心灵深处，中医的基因慢慢融化在了我的血脉之中。我立志做一名像父亲一样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中医，救死扶伤，服务百姓，亦可为己安身立命。

从那时起，每天勤读默记，专心致志，不论寒暑，从不间断。我学习的主动性很强，即使下地参加劳动，也要往手背上、胳膊上写几首方歌或几段经典条文，有空就背，干着念着，在汗水浸没字迹之前，我就已经熟诵于心了。

艰辛升学

1972年，或许是父亲救治无数，德泽深厚，或许是我立志学医，精诚所至，命运之门意外地为我开启了一条缝隙，透出一丝光亮，给了我一次升学的机会！

因为高超医术，那时找父亲看病的人很多。经常有病人和家属叮嘱父亲，一定要把自己的医术传承下去。有一次，一位首长家属来复诊调方，正好碰见我从村林业队干活回家，当了解到我一边在农村下地干活，一边业余学习中医，因为家庭出身不能正常上学的情况后，回县城后就立即建议县里按照政策，推荐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学。

当时运城卫校正在招生，竞争相当激烈。如果能上卫校，对我来说那时的心情不亚于现在考上大学。推荐只是有了资格，要真正上学，还须经过文化课考试和政治审核，然后择优录取，但最后还是因名额太少而遗憾落选。

后来山西省中医学校又到运城招生，只有十几个名额，而我能争取的名额比例仅占0.5%。由于个人出色的表现和对中医深深的热爱，加上山西省中医学校来运城招生的负责老师了解到我是当地有影响的名医子弟后，反复向学校请示、说明，最终我被山西省中医学校录取。

山西省中医学校当时与山西省中药材学校合在一起，学制两年。因为我有近两年在家学习的经历，在学校我尽可能多学习掌握中医知识。渴望学习的不易，学习机遇的难得，客观环境决定了我再没有退路可走，只有这一条路：就是当个中医大夫！在学校里，我非常努力，勤奋学习，吃苦在先。一次，在双塔东街挖防空洞劳动中，我闯在前边，不怕苦不怕累，两三天干下来，厚厚的棉裤两膝盖处都被磨破了。入学一年后，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心里感到特别欣慰！

由此，我正式踏上了不断求索的中医之路。

初涉临床

1974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原河津县医院中医科工作。当时，中医科连我在内只有三名中医。

一位是老中医吕雍斋先生，当时已经67岁；还有一位是出身于河津中医世家的丁光祖医生，当时50多岁，其父丁振铎与施今墨有交往，在河津名气比较大。与两位老先生对面而坐，各自接诊，我学到了不少临床经验。

门诊患者少，我就主动进病房，观察患者，寻找中医诊治的机会。那时，医院下乡任务特别多，每次我总是主动要求，积极争取参加下乡。在乡下，可以很容易接触到许多渴求救治的患者，内、外、妇、儿各种各样的病证都能见到，让我能学有所用，得到更多的临床实践机会。

老百姓知道我是中医大夫，这个让看，那个让看，看了都要开方。我凭着从小家庭的耳濡目染和两年学校专业教育的基础，在那里赢得了一批患者的称赞和信赖。

与此同时，我按照父亲的指点，从经典入手，坚持学习提高，继续夯实中医基础。下班没事，或上班前，就拿着书在医院后边的半坡上狠劲去读去背，到乡下一有空闲就见缝插针，手不释卷。偶尔回家，便趁机向父亲请教临床中遇到的疑惑。老父亲的指导常常是要言不烦，启发点拨式的，每每使我有豁然贯通之感。

就这样，我凭着一点点的努力，很快在门诊上打开了局面，每天点名找我看病的患者就有十多个。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能在两位老前辈面前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有一次，我在河津县清涧公社下乡，了解到一个黄疸型肝炎患者，人们怕传染都不愿意接触，我就主动前去诊治。经过认真辨证，我辨证为湿热黄疸，就开了栀子柏皮汤加茵陈，或叫茵陈栀子柏皮汤。药味很少，组方简洁。患者先后吃了十几副药后就好了，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便宜的药治好了我的大病！”

在河津县樊村公社东光德村下乡时，房东大娘70多岁，经常胃疼，从25岁开始，隔三岔五，疼了几十年。一次，正好碰上老太太病犯了，就请求我给治一治。经过四诊辨证，我认为病程几十年，久病入络、久病致瘀的病机是存在的，当时开了处方。老太太吃了几剂中药后，疼痛很快缓解，以后竟然再没疼过。老太太整天喜不自禁地坐在门口，见人就夸赞我的医术高，把她几十年的老毛病治好了。

广师名家

1979年，转眼我在河津医院从事中医临床已经6个年头了。这一年山西筹备成立山西中医学院，因师资短缺，省卫生厅决定设立一个中医师资班，从全省在职中医药人员中招30名学员，带薪学习，入学考试主要考中医经典和医古文。我看准了这个提升的机会，一边在门诊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备考。

1980年5月，我如愿以偿考入山西省中医师资班。该班课程设置以经典为主，配有医古文、哲学等，不学普通课程。任课老师大都是在省内外有一定声望的名家。如贾得道讲《内经》、李茂如讲《中医各家学说》、朱进忠讲《伤寒论》、王淑恒讲《金匮要略》等。其间，我初步将自己在中医临床与学术上的研究方向定位在方剂学上。

1982年7月，我利用师资班临床实习的时间，又想方设法参加了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方剂学师资班的学习。该班由全国方剂学名家王绵之教授主讲100余学时。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如饥似渴地学习，点点滴滴地领悟。

因为有6年的临床实践做基础，加上王绵之教授启发点拨式的教学，我的学习不是被动地、囫囵吞枣般地接受，而是研究式碰撞、思考、共鸣，体会较深，收获颇大。其间，我不忍错过每一个求知的良机，还聆听了全国著名中医大家刘渡舟的“伤寒论”、赵绍琴的“温病学”、任应秋的“内经”、钱超尘的“医古文”，以及王渭川、程士德等教授的专业课程，一有机会就到这些名家的门诊临床实习。北京一年的学习，使我学术视野得到拓展，理论水平明显提高，临床见识得以深化。

1983年8月，省中医师资班毕业后，由于种种现实因素，我调入运城市卫生学校，开始从事方剂学教学。这一年，我亲自出面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赵绍琴教授及其研究生谢路，莅临运城地区温病学习班主讲“温病学”100个学时。其间，我请益问难，和他们在思想和学术上都进行了交流，启迪良多。赵绍琴教授知悉我的处境后，给我详细讲述了其父由普通御医升为院判的曲折经历，并给我题写赠言“但行善事，莫问前程”。这句话成了我人生和从医路上的精神明灯，不断指引和激励着我，也让我养成了“只管攀登不问高”的性格特征。

在卫校任教一年后，我得知南京中医学院要举办一个学期半年的全国方剂学师资班。南京中医学院，我仰慕已久，那里云集着一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中医名家，也是方剂学研究的一个学术重镇，求知的渴望再次撞击着我的心扉！通过了书面入学考试后，我就积极说服校领导，争取到了这次学习机会，1984年9月得以顺利入学。

入学后，除了规定课程学习外，我主要跟随李飞教授开展方剂配伍方法的专题研究。李飞教授对我非常赏识，给我下任务、压担子，每周还请我到他家里交流，平时偶尔还亲自到学员宿舍送水果之类的看望我，对我关爱有加，结下一段难忘的师生情谊和学术之缘。此后一直到离开学校的五年时间内，我与李飞教授书信往还，切磋学术，受益匪浅。

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其实只有几步。由于自己受客观环境限制，所以没有非分之想，不存分外之思。因为你想做什么都没有可能，剩下的就只有努力学技术、学本领、练内功，作为生存之道、立身之本。几次遇到好的进修机遇，也恰恰是因为啥也不能想，啥也不敢想，才会让自己静下心来，抓住机遇，心无旁骛地成就一番事业。感恩祖辈，感恩社会。

（作者柴瑞霁，师承其父柴浩然，曾系运城市中心医院中医科省优专家，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