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耀华

乾隆五十五年，江南名伶高朗亭率领三庆徽班从大运河南段重镇扬州出发，浩浩荡荡沿河北上，专为乾隆帝80大寿而来，当他们肩挑手提登上张家湾码头的那一刻，便拉开了一出大戏——“徽班进京”的序幕。

之后，启秀、四喜、霓翠、和春、春台等徽班也相继入京，与三庆班一起反客为主，占据了京城戏曲舞台的大半壁江山。在后来的演出过程中，经过数次整合兼并，最终形成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而陕西巷一带，即是他们在北京最初的落脚之地——三庆班住到了韩家潭（今韩家胡同），四喜班住到了陕西巷，和春班住到了李铁拐斜街（今铁树斜街），春台班住到了百顺胡同。四大徽班的入驻，宛若初日破苍烟，冲淡了这里清吟小班弥散的脂粉香霭，原本的风月之地开始飘出缕缕清新的风雅气息，这气息穿过大栅栏，渐渐在北京漫延开来。据记载，当年仅在陕西巷住过的戏曲名家就有张紫仙、孔元福、白云生、李砚农、陈芷香、侯永奎等十余位。

徽班在京城粉墨登场后，以精湛的演技和亲民的剧目，很快赢得了观众的认可，特别是高朗亭，虽然年事已高、体态发福，但仍靠着高超的技巧，将旦角人物演绎得惟妙惟肖，“一颦一笑，一起一座，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令戏迷折服。自此，北京的戏曲艺坛日渐兴旺，戏班也日渐增多，仅前门外就有13家，昆声弹唱不绝于耳，以致出现了花雅之争的局面。徽班也在原来演出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京、秦二腔特点丰满自己，同时打造各班底演员的特长，逐渐形成了“四大徽班各擅胜场”的格局：即三庆班的轴子（大戏），四喜班的曲子（昆曲），和春班的把子（武戏），春台班的孩子（童伶）。而所谓花雅之争，则是指民间花部（乱弹）与宫廷雅部（昆曲）间的竞奏关系，颇似当年扬州的堂戏和台戏，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吸取的一面，菁芜并陈。（《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