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炭，乃是木质原料经不完全燃烧或于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热解后所余的深褐色或黑色燃料。正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所言：“炭，烧木留性，寒月供然（燃）火取暖者，不烟不焰，可贵也。”其中“烧木留性”说得非常巧妙，明白无误地交代了炭是木材烧出来的，但又不是完全燃烧，还保留着木的特性。这也说明，古代烧炭是一项技术活。

成熟的木炭史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周礼·月令》曰：“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礼记·月令》谓：“大者可析谓之薪，小者合束谓之柴。”汉代学者郑玄解释说：“粗者曰薪，细者曰蒸（柴）。”也就是说，炭是粗木烧制的。那么，烧炭干吗？《周礼·天官冢宰》载：“凡寝中之事，扫除，执烛，共炉炭。”为此，周朝还设立掌管木炭的官员。《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云：“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征令，以时入之，以权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由此可见，周朝已对木炭这种能源上升到法治层面，建立了从采集、使用到日常管理的思想体系与相关制度。

因木炭易燃、耐烧、洁净且易贮存和运输，所以不但用于古代上流社会的炊事和取暖，也成了极好的冶炼燃料。据历史文献记载，商周时的青铜、战国时期的铁器以及后来的陶瓷和酿酒业等均由炭火冶炼而成，这与官方以赋税名义大量征缴并在官营冶炼业推广使用大有关系。即便煤炭及石油资源已开采应用的宋、明、清朝代，木炭仍是冶铸业的主要燃料。北宋初的文学家、名相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说，用竹炭“炼好铁”。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曰：“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曰：“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凡山林无煤之处，锻工先择坚硬条木烧成火墨。其炎更烈于煤。”清代文人屈大均的史料笔记《广东新语》载：“产铁之山，有林木方可开炉。山苟童然，虽多铁亦无所用，此铁山之所以不易得也。”不过，南方盛产竹子，当地人常“烧巨竹”使之成炭，代替木炭和煤炭充填各地冶铸作坊的熔炉。

当然，制炭工艺也随其用途增加不断提升。商周时期便出现了“白炭”。即薪材于窑内炭化后，并不立即出炉，利用热解生成的挥发物燃烧时产生的高温进行精炼后，再覆盖冷却。因此炭在窑外又燃烧一次，故重量相对较轻、硬度更高，价格也昂贵。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的《钦定大清会典》载：“白炭千斤，准银十两五钱；黑炭千斤，准银三两三钱。”

除了白炭、黑炭、竹炭，古人还开发了“麸炭”“瑞炭”“金刚炭”“兽炭”等。唐代白居易有诗云：“日暮半炉麸炭火，夜深一盏纱笼烛。”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瑞炭”条称：“西凉国进贡的炭百条，各长尺余，表面青色，坚硬如铁。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北宋初户部尚书陶毂在《清异录》卷下“金刚炭”条谓：“有司以进御炉，围径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小炽一炉，可以终日。”南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六记有“兽炭”。（《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