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柯联

两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独特韵味。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光彩夺目，还是精神世界的审美意趣，宋文化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让我们回眸两宋文明，品味文化精髓。

“衣食住行”四个字虽简单，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方方面面。“出行有道，行车有德，停车有序”，现代社会人们为了保证交通安全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和法规，但即使是在文明高度发达、行政手段较为完善的现在，为了让大家遵守这些交通法规，政府也是煞费苦心。

那么在交通方式混杂且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人们是怎么解决交通安全问题的呢？根据目前可知的文字，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广交通规则的做法始于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仪制令》，主要内容为“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十二个字，简明易懂、便于宣教。到了宋代，识字的人多了，《仪制令》还被刻在石碑或木板上、立于大街要道，以提醒行人和车辆遵守规则。宋代作为平民时代的开端，针对法令中体现森严等级制度的相关内容，也出台了怀柔的补充条款：携带重物或有事急行者，行人都应该避让。在出现交通拥堵的时候，哪怕皇亲国戚也是需要遵守这几个回避原则的，因此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才会出现各色人群摩肩接踵的热闹景象。

《仪制令》虽是宋代普遍接受、全社会遵守的交通规则，但毕竟太过简单笼统，不可能考虑到各个方面、各种情况下的交通规则，其中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城市交通管理。宋朝的厢坊制度打破了唐朝的坊市制度，允许居民区破墙开店，导致各类人员往来与各种交通工具流量增多，交通内容变得复杂多样；同时，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商家还会侵占道路等公共空间做买卖，造成街巷狭窄、交通受阻。因此为了更细致地做好城市交通管理，宋代在法律体系中第一次提出了“交规”的概念。

《宋刑统》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见血为伤，杖八十……”致人终身残疾者“流二千五百里”，这里的“走车马”指的是策马疾驰或驾车疾行。自此，市区交通有了强制“限速”制度，除非有公私紧急事情，城市内不得在街巷以及有三个行人以上的地方快速策马、驾车，否则不管有没有撞伤行人，均给予“笞五十”的刑罚。《宋刑统》还出台了有关交通事故处理的处罚标准：如“无故走车马伤杀人”将比照“斗杀伤”量刑，不过会根据严重程度相应地“减一等”。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卖油翁》一文中提到的神箭手陈尧咨，就任长安市长期间，曾判过一起交通肇事案件。李姓同僚的儿子李衙内，依仗父势、目无法纪，经常纠集一干人等于闹市之中飙车跃马。陈尧咨对此素有耳闻，走马上任后便派人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次，李衙内伙同狐朋狗友又在闹市驾车疾驰，沿途撞翻压碎路旁摊点物品，被陈尧咨派出的人员逮了个正着。因为及时制止，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物损严重，引发了秩序混乱。陈尧咨判定数罪并罚，每人鞭笞五十，并责令当事人对毁坏的物品加倍赔偿；对李衙内的责罚与其他人等一视同仁，丝毫不徇私情。陈尧咨严厉的执法震慑了这帮胡作非为的官二代，市面交通得到有效治理。

南宋淳熙年间，朱熹任南康知军期间也处理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地有个官二代孙衙内在闹市跃马，踩伤一名儿童。朱熹知道此事后，立即命令吏人将肇事者孙衙内送入监狱等候审判，并要求依照法律，入狱时即对孙衙内实施“笞五十”的刑罚。犯人押解到位，朱熹办完公务后就亲自到监狱中查验案件处理情况，却发现孙衙内毫发未损。原来肇事者买通吏人，谎报了受刑的情况。朱熹大怒，立即连夜将吏人与肇事者一同提审，吏人徇私舞弊，“杖脊”并开除公职。面对替孙衙内求情的人，朱熹也完全不买账。

扰乱交通的危险驾驶行为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人都是最为核心的因素。根据相关统计，每年全世界大约有60万左右的人死于交通事故，大约有1200万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通安全无小事，古今皆同。（《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