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与中医药的关系

2024年12月06日

□黄新生

药材是古代重要的经济作物和商品,药材的流通和药市的兴起,促进了市场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加强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古代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药材是历代重要经济作物

药材最初由野外采集得来,故有神农尝百草而一日遇七十毒的传说。种植药材没有山高路滑的危险,没有虎豹虫蛇的威胁,产量稳定且不易辨识错误,如果用于贸易,则能带来不菲的收入,自古以来药材便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明清时期,各道地药材产区基本形成,药农大面积种植药材,每亩收益甚至达到种植粮食的十倍以上,促进了药材的商品化生产。河南怀庆府以种植“四大怀药”闻名于世,明代谈迁《枣林杂俎》引《密县志》载:“怀庆地黄,盖藉济水灌畦而肥也。不知密县东北一带旅生实繁,苗时怀人用青蚨贸去,每斤值五六文耳。计其所获,亩鬻十金而饶。”清代王凤生《河北采风录》载:“沁河以南,地土肥美,栽种药材,虽工本较重,而所得资利十倍五谷。其最著者地黄、山药、牛膝等物,获利更厚。”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载:“地黄、山药,百穜之饶,利益滋甚。”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乡民纷纷种植药材。清代范照藜写诗描写怀庆府种植药材情况说:“乡民种药是生涯,药圃都将道地夸。薯蓣蓠高牛膝茂,隔岸地黄映菊花。”刘开描写安徽亳州种植芍药盛况,《城东观芍药歌》:“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戴梓《送鲁广文霞峰之桐乡县任》描写浙江桐乡官府引导村民种植菊花。“宦游返国情应洽,乡语临民赋易完。退食谩筹黄菊计,课耕喜近白云峦。”《武陟县卫生志》载,1880年,武陟县年产地黄40万斤、山药5万斤、牛膝15万斤、菊花2.5万斤。

药材贸易促进经济发展

《山海经》中已经有药材产地的记载,《范子计然》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商品学专著,所载大部分药材都有质量标准,如产地、形状、粗细、色泽、质地、气味、采收季节等。《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大宗商品如姜、桂、连、丹沙等都属于药材。战国后期的巴寡妇清以贩卖朱砂获利,名扬天下。

药商是汉代的常见职业。《后汉书·逸民列传》载,韩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中医买药不二价典故即从此而来,这种诚信经营的理念被后世商家所推崇,司马光《独乐园七咏·采药圃》:“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汝南人费长房为市椽,负责市场管理,工作中结识了在市场上悬壶买药的壶公,拜其为师,学得“医疗众病”之法,悬壶济世典故因此而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医家和药家开始独立成不同的行业,医家负责诊治疾病,药家负责炮制贩卖药材。这种分工有利于降低药材成本和医疗费用,但也导致医不识药,陶弘景说:“众医都不识药,惟听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采送之家。”由于药材的商品化,导致出现假冒伪劣产品。陶弘景说:“以次疗病,固难即效,如斯并是药家之盈虚,不得咎医人之浅拙也。”刘宋雷敩著《雷公炮炙论》,也反映出当时药品炮制从医家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河北安国、河南禹州、安徽亳州、江西樟树四大药材市场脱颖而出,成为全国性的药材集散中心,对当地和周边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樟树药材贸易兴隆,朝廷在此设课税局,并成为全国税收最多的33个府州镇之一。1851年,禹州有药行40家、药棚80家、丸散铺70家,相关服务人员5000余人。20世纪30年代以前,安国药市的药业坐商和行商约有4000多家,相关服务人员四五万人。

药商“十三帮”在明清时期乘势而起,‌这些商帮资金雄厚,商业网点遍布全国,他们在各地建立会馆、组织‌参与药材交易大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十三帮”中的怀庆帮,南到湖广,北达天津,东通冀鲁,西去川陕,在全国各地建立怀庆会馆,修建药王庙,进行药材贸易。康熙年间,在汉口经营怀药的怀商“协盛全”占用“全记巷”,资金达100万两白银;“杜盛兴”占用“杜家巷”,资金达60万两白银。乾隆年间,祁州(安国)修建药王庙,“杜盛兴”捐银40万两。天津有怀庆会馆,大侠霍元甲早年曾在此搬运药材。禹州有怀帮会馆,修建豪华,当地有“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邦一个殿”的说法。怀商资金雄厚,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力。1934年,以贩卖怀药起家的怀商鲁连成去世,国民政府高官林森、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程潜等20余人题词悼念,章炳麟为之书写墓志铭。

药材贸易

对国家兴衰有重要影响

药材贸易额巨大,在古代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左右了国家的兴衰。

为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根据《市易法》的规定,将药材贸易纳入国家控制之下,并于1076年在开封设立“熟药所”,主要经营丸、丹、散、膏等中成药。“熟药所”是中国最早由政府开办经营的药店和制药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熟药所出售的中成药质量可靠,服用方便,易于保存,深受医患欢迎,在创立的第一年就获利二万五千缗。其后新旧党争,熙宁新法多次废立,但熟药所却因其经济价值被保留并发展壮大。

《宋会要》载,吏部尚书何执中向朝廷上奏:太医熟药所,其惠甚大,当推之天下,凡有市易务置处之。他的建议得到皇帝批准,当年熟药所增至5所,并设“修合药所”2处,随后各地都开设了熟药所。1114年,熟药所改名“医药惠民局”,修合药所改名“医药和剂局”,《宋史·职官五》载:“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南宋将惠民药局改称为“太平惠民局”,《和剂局方》增补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代实行香药禁榷制度,‌通过高比例的税收和垄断经营,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间接造成《局方》大量使用香药,导致滥用弊端。

明朝建立之初,山西上党人参已基本绝迹,为了节约支出,朱元璋规定后世子孙禁服人参,《明史》载:“太祖洪武初,却贡人参,以劳民故也。”但由于人参的良好药效,明代中后期人参贸易额逐渐增加,最终导致明朝因财政匮乏而衰落。有研究认为,从1550年到万历末,一斤人参从银一钱五分涨到十余两,女真人岁以貂参互市,得金钱十余万,促进了后金的崛起。

18世纪30年代,俄国商人从恰克图口岸购买大黄后贩卖到欧洲牟取暴利,俄国政府每年收入15万卢布以上。乾隆末年,由于中俄争端,清政府关闭恰克图互市,并严厉查处大黄走私行为,俄国迫于利益接受清廷要求,得以恢复通市。对俄贸易战的胜利,使清政府产生大黄制夷观念,并演变为茶黄制夷理论。史学家赵翼说:“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在鸦片战争中,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对国际贸易的错误认知等原因,茶黄制夷失败。

(《中国中医药报》)